专访 公益支教路漫漫 美丽中国CEO廖杞南

　　8月的尾声，廖杞南在美丽中国广州办公室和

　　支教是廖杞南的经历，也是他现在的工作。过去近10年，戴着眼镜、形象温和的廖杞南一直是国内率先成立的公益支教项目之一——美丽中国的核心工作人员，他于2018年1月升任首席执行官。

　　截至2021年末，成立于2008年的美丽中国累计为中国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超过440所乡村中小学，派遣了超过3100名项目老师，影响了逾89万人次的乡村学生。

　　回溯国内公益支教的谱录，机构和个人的身影不断涌现。1999年，共青团中央启动研究生支教团。2005年，放弃深造机会转而支教的徐本禹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将支教拉入大众视野。而随着好友营支教、美丽中国、为华而教等一批公益支教机构先后诞生，支教力量所触达的角落也越来越多。

　　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总数为1057万，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77.7%，总体上满足了教育教学基本需要。如果教育是一条河，它流过的地方，植被得以生长。那么在总体之外，公益支教就成为触及角落的支流，在干流未及的时间差里，承担了及时的滋养工作。

　　在所有关于支教的感人故事之外，

　　于是在第38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解决“从0到1”的问题

　　教育和每个人相关。它不仅关乎知识和文凭，还蕴含着一个人的各种可能性。

　　廖杞南告诉

　　美丽中国项目支教老师和学生。

　　“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宾川挂职的副县长提出，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可以教当地的老师如何上英语课。于是，我们在2016年开始给当地年轻的、有潜力上英语课的老师做教学培训。他们再回到各乡镇学校，把所有没开英语课的学校都给清零。”廖杞南说。

　　除了英语教育清零，美丽中国还在云南保山做了戏剧教育清零。廖杞南说：“未来我们还要做家校联动清零，做青春期教育清零，以及各种各样着眼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清零项目。

　　NBD：老师是美丽中国的核心，美丽中国选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廖杞南：我们其实没有名校情结，基准线就是大学本科。在招募选拔过程中，超过50%比重的内容其实是在考察申请者为什么要来，我们还是希望招到有一定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申请人在决定申请前要考虑清楚，因为每招募一个老师，我们的硬性投入成本都有几千元。如果申请人通过了选拔却在最后一刻放弃，我们的沉没成本其实蛮高的。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一般也没有可以增补的老师了，对乡村学校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NBD：美丽中国专选最偏远、教育资源匮乏的学校做支教吗？

　　廖杞南：我们曾经一度是选择最远最难的学校。之前我们在云南楚雄州大姚县的湾碧小学做支教，那个地方确实很缺老师。但学校距离县城有180公里，没通隧道之前，从县城到学校要8个小时，通了后要6个小时。县城里95%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去一趟湾碧乡，太远了。我们当时在那个学校做了很多很好的尝试，但传播不出去，影响带动不了其他的学校。

　　现在我们选地方就会选在交通线上。老师出行方便，外请的专家来参观考察也容易。像我们目前在给广西和甘肃当地的老师做科创课培训。在广西马山县，我们已经开了3期培训班，每期6个周末，马山县所有学校准备开科创课的老师要集中在一个学校，由美丽中国的老师和外请的专家进行培训。

　　学生完成科技课外活动。

　　NBD：在美丽中国的支教工作中，除了授课还有什么？

　　廖杞南：给学生上课真的只是美丽中国的部分工作，现在中国基础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有学上”转成“上好学”，所以美丽中国除了上好课，也希望给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更多元的课外活动。你很难想象一个云南农村的小学有管弦乐团，还能去昆明开公开演奏会。但在美丽中国，一个乡村学校就可以有。

　　解决从0到1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东西一次性带到农村，做到尽善尽美，但凡事总有过程。城里学校的孩子可以接触到很好的三角钢琴，农村学校没有，那我们可以先用电子琴，总比没有好。

　　美丽中国支教小学的学生乐团。

　　9月初，廖杞南辗转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为几百名第一次过教师节的新一届美丽中国支教老师送去节日问候。

　　这是2009年的廖杞南不曾想到的场景。那年4月，美丽中国在他的母校中山大学举行了第一场宣讲会，听完全程的廖杞南很激动，但他不知道那只是故事的开端。

　　廖杞南向

　　促成这场宣讲会的是美丽中国的创办人之一温慧玲。一年前的2008年暑假，温慧玲了云南多所乡村学校，看到很多学校在汶川地震后开始翻新修建，因此她判断国内乡村地区学校未来的核心问题不是硬件设施，而是师资。

　　在台下听宣讲会的廖杞南很激动。当时的廖杞南在校团委工作，担任中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督导，负责研究生支教团的相关工作。他没想到会有社会力量来做支教，感觉很了不起，但他不太相信会有人报名。

　　“当时我觉得没有中山大学毕业生会去做1000块1个月的支教，但没想到最后录取了5个人。其中3个在结束支教后加入了美丽中国，成为了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此外，廖杞南也同样没想到美丽中国能一路发展至今，以及自己会辞掉安稳又有前景的工作，一头扎进来。

　　美丽中国CEO廖杞南。

　　NBD：是什么让你后来选择放弃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的工作，加入美丽中国？

　　廖杞南：2004年到2005年，我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去广西一所高中做了一年支教，那段经历让我收获特别多。与其说我去支教，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尤其是我遇见的学生，他们在精神层面给我带来的改变，其实远超物质。

　　我记得当时我的班上有个女生叫杨佳琳。她是家里的老大，父亲因为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特别困难，但她遇事都是永不放弃。高考时，杨佳琳是班上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学生，后来发展得也很好。所以我坚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后来她跟我讲，说如果没遇到我们，她可能就算很想读，也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想来，当时获得的保研机会等，其实都是很外在的事情。比起这种精神力量对我的帮助，那些都是很小的东西。

　　NBD：回过头看，这些年你对支教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廖杞南：我觉得变化蛮大的。我记得自己在2003年通过研究生支教团的选拔后，就不自觉地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地去俯瞰支教这件事，觉得自己有一种救世主的情怀，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当初的想法很可笑，因为自己恰恰是被教育的那个人。

　　我现在对支教的理解更多集中于参与支教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在这段经历中得到成长、得到锻炼，也希望他们未来可以继续为教育事业去奋斗。对于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宏大目标而言，支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扮演主体角色的还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党委政府、公办老师。

　　在广袤又复杂的中国教育景观里，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

　　据教育部数据，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20.7万所学校、1.58亿名学生。2012年至2021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从99.85%升至99.9%以上。此外，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建立也推动了优秀教师向农村和薄弱学校流动。

　　美丽中国对口支教的云南某小学。

　　在大图景下，美丽中国的支教项目能让一个广西困难家庭的小女生更坚定地求学，也能让一所云南偏远县城百人规模小学的考试成绩大幅提升。但对于官网上“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的伟大目标而言，一个公益支教项目能发挥多大的能量？

　　廖杞南说，他也时常反问自己，美丽中国一年派遣300多名老师，两年叠加的支教老师规模也就六七百人，怎么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化这么宏大的问题？他去广东省梅州市的一个县，当地分管人事的教育局领导告诉他，县里常年缺6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而在美丽中国合作的广西百色，当地教育局方面2019年告诉廖杞南的缺编老师数量是3700名。

　　他说，把整个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放在梅州那一个县，才能解决老师缺编问题。“对于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来说，我们能做的事太小了，但不意味着这个事就可以不做。勿以善小而不为。”

　　

　　NBD：作为教育均衡化的补充力量，美丽中国更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廖杞南：一群年轻人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公益志愿情怀，能够从天南海北，去到一个自己从没去过，一起工作生活两年，只为了帮助一群孩子的成长。美丽中国做的这件事会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人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

　　美丽中国也试图通过自身的实践向社会提供一个模型、一种方法。美丽中国能做支教这件事，那全国各地的慈善会、商会、各种成熟的公益组织，他们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他们会做得比美丽中国更好、更有效率、更优秀。

　　像之前我们在广东地区做支教，每年派到广东的老师也就100到150人，高峰期能有180人，但远远填不上当地的教师缺口。后来广东共青团看到我们做这件事，就在2016年推出了希望乡村教师计划，第一年只招募了30个人，但现在他们每年招募的老师超过1000人。

　　我觉得美丽中国最大的价值是这个，像微光一样，让其他力量看到美丽中国在做的事，觉得“一个社会组织都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做？”那就对了，我说你们一定能做得比我们更好。

　　NBD：一个美丽中国算是微光，国内整体公益支教领域现状是什么？

　　廖杞南：首先从公益支教来说，派老师去学校做教学工作这件事本身在国内其实刚起步。因为很少人做这一类型的公益，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一支教项目是国家层面的研究生支教团。其他的民间公益项目，像“为华而教”跟我们规模差不多，做的事也类似。另外还有上海的“杉树支教”、广东的“好友营支教”等。总的来说，做持续两个学期以上的民间公益支教项目不算多，更多的是暑期夏令营。当然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更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力量，才有机会把事情做大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多一些一年期起步的项目就更好了。

　　NBD：你怎么看通过网课链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公益方式？

　　廖杞南：我知道有高中在做这件事，但高中生的自制力和学习动力都比较强，如果面向的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很难确信屏幕另一端的学生有没有认真学。网课的确可以比较好地传递技巧性的知识，但教育不仅有教，还有育，育就要靠言传身教，人和人有温度地接触，需要陪伴。这一点，现阶段通过两个屏幕可能很难实现。

　　学生和支教项目老师。

　　从云南“小卖部”到北京“超市”，未来几年是大考

　　2014年，美丽中国建立了以中央组织部原副秘书长、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泽彭为理事长的理事会。廖杞南认为在那之后，美丽中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先是在2014年注册成立了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美丽中国成为由该基金会管理、运作的教育非盈利项目。在此之前，美丽中国仅于2010年在云南昆明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廖杞南给

　　2019年初，美丽中国兑现了注册基金会之初立下的目标，立德未来基金会被北京市民政局评为最高等级的5A级社会组织。

　　过去几年，美丽中国每年招募的新老师平均数量在300名左右。天南海北的老师要真实地去到美丽中国在云南、广西、甘肃，以及广东和福建原中央苏区县的各所中小学，开始两年的支教工作和生活。

　　

　　在这期间，美丽中国要为他们保驾护航。例如，每个月3000元的津贴、每学期一到两次的培训。据美丽中国2021年年报，其全年接受的现金捐赠约9940万元。廖杞南告诉

　　NBD：从去年的收支数据来看，美丽中国目前的运营情况似乎还算良好，具体情况是怎样？

　　廖杞南：今年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叠加的影响，我们募资其实非常困难，大概率只能完成目标收入的30%~40%，但过去几年，在理事会的努力下和捐赠人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定量的资金储备，但今年肯定会用到比较多的储备金了。

　　美丽中国是以人力成本为主的项目，不像做物资公益，今年募资少就可以少买一些东西。我们是刚性支出，老师到了学校，津贴就得发。不过我们相信明年会比今年好。

　　NBD：现阶段美丽中国发展的难点是什么？

　　廖杞南：美丽中国是派老师去农村学校服务两年，其实这个领域在公益圈都属于小众，不少人也还不清楚美丽中国具体在做什么。我们还需打造自身项目更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感召更多人关注和参与这项公益事业。

　　其次就是教育的情况千差万别，不仅要因材施教，也要因地制宜。在广东，小孩子早上7点半就可以去上学，但在新疆，7点半天还没亮。怎么探索出一个更普遍的范式解决一些差异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挑战。

　　NBD：你反复提到希望更多主体加入公益支教领域，那国内公益支教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样的？

　　廖杞南：国内的公益组织，包括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其实都处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包括公益支教在内的公益事业一定会得到长足发展，因为国家层面也提到了第三次分配，其实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公益慈善的调节作用。

　　但未来两三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对包括美丽中国在内的所有公益机构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考试。但风雨之后见彩虹，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力量和美丽中国一起参与到公益支教、乡村教育领域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