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盛松成

　　器材、智能家居、健康保健等升级势头显著，持续催生新需求，推动供给优化。

　　一线城市消费数据走弱是由多因素造成的。从产业角度看，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下行冲击显著。这些行业从业者大量集中在一线城市，行业不景气引发裁员、降薪潮，收入减少直接抑制消费欲望。人口回流也是重要因素。随着二、三线城市发展机遇增多，部分人群返乡寻求新机会，一线城市消费群体规模缩小。此外，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在收入增长放缓时，居民为应对日常开销，不得不削减非必要消费支出，如在中心城区租房负担重，人们就会减少外出就餐、娱乐消费频次，导致消费数据下滑。

　　而乡村消费市场表现亮眼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收入增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效，农民手头宽裕，有资金用于购物。二是基建完善，道路、通信、物流通达，既方便农民网购商品，又助力乡村特产外销。三是政策助力，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优惠，激发消费欲望，并有电商扶持提升消费便利。

　　尽管当前一线城市消费出现不及乡村的阶段性现象，但长远看，一线城市仍为消费主战场。一方面，从产业发展着手，针对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变革期，应引导其向高端服务业、绿色科技等新兴领域转型，催生新就业岗位，稳定居民收入，吸引人才回流，重燃消费热情。

　　同时，顺应未来新型城镇化趋势，加强一线城市与周边城市协同，构建都市圈消费生态，拓展消费辐射范围，使周边城市居民便捷共享一线城市商业资源，扩大消费腹地。

　　此外，借消费税改革增加地方财力契机。一线城市可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的投入，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消费环境，吸引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消费，再造消费优势地位，与乡村消费形成差异化、互补性发展格局。

　　促消费政策应兼顾短期与长期，将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

　　一方面，通过发放消费券、提供购新补贴等方式，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刺激了消费需求的释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为支持“两新”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中，1500亿元左右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还将进一步加力扩围。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措施是既有利当前、又惠及长远的，能改善预期、提振信心。例如，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的重点工作中，就包括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际上关系到还没有退休的人员；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标准，从而减少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既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还给老百姓提供了更大力度的保障。这些措施对现在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都会有促进作用。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应兼顾短期与长期，将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这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政策部署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很注重鼓励消费者更换使用智能型、绿色型、低碳型消费品，如新能源汽车、高效节能电器等。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将逐步提升社会整体环保意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和浪费，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民生基础。同时，以旧换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要求，会加大研发投入，加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进一步普及新技术和新产品。

　　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的加力扩围仍然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和理念。在此基础上，我建议可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推动这些地区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鼓励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积极参与“两新”政策，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在支持品类方面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此外，建议建立政策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企业及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不断完善政策内容和实施机制。

　　完善再分配机制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未来提振消费的重点在于服务业

　　同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居民部门债务与GDP之比，2020年达到了62.3%，已经超过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62.2%。截至2024年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高达63.2%。居民部门的债务主要是房贷。从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看，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在60%～65%左右，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而且提高得很快，这就影响了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如果看一下再分配的数据，就会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持续高于可支配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比较弱。因为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也就是说，我国再分配对住户部门的转移调节力度是不足的。由于对居民部门真正有意义的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再分配以后的收入，如果再分配以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反而更低了，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实际上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完善再分配机制对老百姓放心大胆消费是很重要的。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增加转移支付是短期内调节收入较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我建议特别国债资金的使用可以较多地向这方面倾斜。

　　一是增加对医疗、养老、教育、生育等民生领域的支出，这有助于改变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推动经济需求结构进一步向消费倾斜。

　　二是增加对特定人群和特定领域的转移支付。此前，我国曾调整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加大对在校学生的奖优助困力度。类似举措仍有扩展的空间，如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多孩家庭等群体。

　　三是加速完善居民住房保障体系。通过住房供应主体的多元化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住房负担，将一部分收入从按揭中释放出来。这对促进消费是大有裨益的。

　　四是考虑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个税税率。我们做了初步测算，如果将个税起征点从目前的每月5000元提高至8000元，会使全国税收每年减少300多亿元，约占2023年税收总额的0.2%。目前年收入10万～20万元的个税税率为10%，20万～35万元的个税税率为20%。建议各降低5个百分点，即年收入10万～20万元的税率降到5%，20万～35万元降到15%。由此税收每年减少约1000多亿元。以上两项加起来，每年减少税收大约1300多亿元，是实实在在惠及民生的，会让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由此促进消费。

　　在家政服务方面，据商务部服贸司联合发布的报告，2026年其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万亿元。随着需求旺盛，家政服务可向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获得更大增长空间。在托育领域，生育政策调整使普惠托育成为刚性需求，政府需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更多普惠机构，培养托育人才以消化就业人群。在养老领域，2024年我国智慧养老市场规模或达6.8万亿元，未来可开发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吸引资本，满足老人养老需求。

　　对于城市旅游，尤其是一线城市，可借消费税改革资金优化旅游景观，强化首发经济优势，在热门商圈打造全球首发旅游商品旗舰店，鼓励旅游企业与知名品牌合作推出首发旅游线路、住宿等产品，满足多元需求。结合首发经济，乡村旅游也有诸多可行路径，可凭借乡村基础设施与环境引入旅游项目，以首发效应提升吸引力，搭配其他设施延长消费链条，为旅游消费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