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近日，多位专家公开表示，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卷烟消费税结构，压缩低价烟空间，以达到进一步控烟的效果。

　　“中国卷烟价格差异可达约10倍，而英国约为2倍，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吸烟者可通过转向购买低价卷烟应对价格上涨。”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主任普拉巴特·杰哈近日在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中日友好医院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一场控烟研讨会上表示。

　　杰哈称，提高烟草税是促进全球戒烟的重要举措，而结合国情合理设计的消费税同样非常重要。后者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有利，因为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敏感，戒烟带来的健康收益也更大。

　　据其介绍，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而在40岁之前戒烟几乎可以避免持续吸烟造成的全部健康危害。”杰哈表示，长期吸烟者平均预期寿命至少缩短10年。成年人在任何年龄戒烟，尤其是在40岁之前戒烟，包括癌症在内的超额[*][*]风险会显著且迅速降低，戒烟带来的长期健康获益很大一部分通常在戒烟后3年内即可观察到明显效果。

　　提高烟草税不仅能够减少青少年开始吸烟，也能推动现有吸烟者戒烟。据杰哈估算，若所有国家同时将烟草税提高10个百分点及以上，全球吸烟者将减少4400万人，戒烟者将增加500万人。

　　根据中疾控发布的2024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中国成人吸烟率在23%左右。那么，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通常要到什么阶段，才会进入“吸烟率明显加速下降”的转折点？中国距离那个临界点还有多远？

　　杰哈对此表示，可以借鉴法国等国家经验，通过提高烟草税和综合控烟政策推动吸烟量快速下降。法国通过持续提高烟草价格，使成人日均卷烟消费量在约15年的时间里，从6支降至3支。

　　“对中国而言，控烟成效不仅要看吸烟率下降，也要看戒烟者比例是否增加。让更多‘正在吸烟的人’转变为‘已经戒烟的人’，是进入控烟加速阶段的重要标志。”杰哈说。

　　在这一过程中，杰哈认为，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卷烟消费税结构。中国卷烟消费的价格弹性约为−0.4，甚至可能更高，即卷烟价格翻倍可能导致消费量下降约4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郑榕同样认为，中国烟草税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模式，而应结合卷烟市场结构、消费特征和烟草专卖体制

　　她进一步解释说，当前中低价烟占比较高、价格分层明显，若税制设计不合理，企业可能通过压缩利润、调整规格或推出低价产品对冲税负，削弱控烟效果。

　　狭义的烟草税，特指对烟草制品征收的消费税。从从量税与从价税的比例来看，中国从量税占卷烟消费税的比重明显偏低。

　　因此，在郑榕看来，改革应重点提高从量税比重、设置最低税负和最低价格底线，压缩低价烟空间，并简化税制结构，减少企业通过产品分档和结构调整规避税负的可能。

　　“控烟目标与财政稳定并非零和关系。”郑榕提到了一组数据：中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总成本从2012年的1.40万亿元人民币大幅增长至2020年的2.43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9%。相比之下，烟草行业带来的财政效益则明显较低，2020年仅为1.52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差距表明，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大约是财政收益的1.6倍，也证伪了“烟草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传统说法。

　　当前，中国正处于“十五五”规划衔接的关键阶段，在多名财税专家看来，国内已具备进一步研究和推进烟草税改革的基础条件。

　　郑榕表示，在“投资于人”战略导向下，烟草税不应仅被视为财政工具，而应成为兼具健康治理和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制度安排。未来可在中央统一征收基础上，推动税负有效传导至零售价格，并探索将部分新增收入用于医保、公共卫生、戒烟服务和慢病防控。

　　河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霍志远持相近观点。从我国财政体制、烟草专卖制度和控烟目标看，霍志远进一步分析称，烟草消费税更适合作为中央税。若主要税收收入归属地方，容易造成“控烟要求少卖烟、地方财政希望多卖烟”的激励冲突，并诱发地方保护和政策不一致。此外，烟草消费税收入归属中央更符合我国烟草专卖和统一市场特点，也有利于税负传导至零售价格；同时，可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控烟、戒烟服务和慢病防控。

　　“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和优化税制结构背景下，提高烟草消费税不应被视为整体加税，而应作为结构性税负调整和健康治理工具推进。当前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和医保基金压力上升，已形成一定改革窗口。”霍志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