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露营，是城市里的那只“大象”吗？

　　她也不会凑这个热闹。

　　就在纠结的当口，营地打来电话说，最近的周末已全部定完。

　　事实上，露营作为一种“舶来品”，在国外已演化上百年。

　　和早期追求“荒野感”的BC露营不同，2005年，“精致露营”在英国诞生，倡导睡得舒服、吃得精致的新兴户外休闲方式随即在美国、日本等地大受追捧。2016年，这个由“Glamorous”加“Camping”组成的新词被收入。大约两年前，精致露营的概念在国内各大城市落地，所谓“精致露营元年”。

　　城市营地“丸露营”2020年开业，主理人谭天更愿意用“Urban Outdoor”来解析今天的“户外”——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门，就来到了户外。在他眼中，泛户外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强需求。

　　这种强需求使得“露营”标签被泛化。在整个经济面临需求收缩时，没有人愿意错过挣钱的机会。商家们几乎是“倾巢出动”，第三方平台随手一搜，咖啡厅得搭上“露营风”以便拍照，烤肉店得推出“露营套餐”有利检索。正是这种“谁都可以参与”的氛围，催生了这一轮现象级露营热。

　　和其他突然走进大众生活的休闲项目一样，露营经营谈不上有真正的“鄙视链”，但确实存在理念上的分别。粗略观察，进入精致露营领域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玩情怀的，想把正宗的露营文化推广开来，愿意投入大量金钱、时间、精力在氛围营造上，一类是踩着点来挣钱的，“露营就是火了，用不着谈论意义”。

　　“天际线自然营地”主理人徐亮属于前者。他的精致露营启蒙源自日本。徐亮从小酷爱户外运动，原本经营着一家房车营地。2015年第一次接触日本露营文化，结果大受震撼。

　　“为什么一顶天幕会卖到2万块？一把椅子要1600元？”徐亮这才明白，精致露营对装备要求非常高，和自己过去以为的“背个小帐篷、搭个地垫就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他当即购置了大量装备带回所在城市，并从房车会员的“小圈”跨入城市露营这个“大圈”，与大众分享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在他的200亩营地里，一顶帐篷价值16万元。

　　

　　另外一家“微光营地”负责人则属于后者，既不是露营达人，也没有强烈的户外教育输出意愿，仅仅是凭借商人的感知力，精准地抓住了市场需求——这条赛道的底层逻辑是主力消费客群变化带来的近郊游趋势。

　　“微光营地”对准的是新手客群。体验一次露营，只需付34元/人的场地费，即可进场租设备，168元包含一顶牧高笛的天幕加一张蛋卷桌和三把椅子，如果过夜，只需要另补60元加一顶帐篷。在扎堆的商业营地中，价格“亲民”。

　　营地负责人也并不避讳设备全为国产产品，他认为这既能降低运营成本，也避免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面向玩家是挣不到钱的。”在其经营逻辑中，高端玩家在哪儿都是少数，尤其在大众化刚开始阶段，在一个“金字塔”型结构中，需求最简单的人永远是最多的。

　　还没来得及真正普及，国内营地就已开“卷”。但眼下的情况是，营地质量参差，体验感差异巨大。反过来，多数消费者的习惯也还在养成中，并不在意所谓的纯粹、规则，以及其所蕴含的意义。

　　露营爱好者林芸对比说，在北欧，成熟的营地有接入性饮用水、用水用电一应俱全，方便、人性化，国内的营地更像是为了让人“放风”而设置的简易场地，软硬件设施“根本没法比”。

　　同样，北欧露营者看重通过露营获得感观体验，独自露营者并不少见。国内城市露营新玩家的“爽点”则在于逃离日常、转变生活方式，以及借露营之机完成社交。人们透过露营实现了沉浸式休闲与体验式消费，但大多是“一锤子买卖”。

　　徐亮的营地目前就不提供装备租赁服务，因为大部分租设备的玩家都是新手，如果弄坏了一顶天幕要赔好几万元，对方会不理解。

　　不少参与者甚至还缺乏基本的规则意识。比如，在营地放飞自我，喝酒、大声唱歌到凌晨1点等等。

　　新露营者也很少听说LNT七大原则，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不在意——有露营者嫌营地垃圾处理区域太远，随手点开平台软件就下单一只塑料垃圾桶，用后弃之。

　　“那桌客人刚刚叫我去给他们打一桶冰，我说对不起，请你们自己去小卖部拿。”谭天说，作为配套服务，营地提供这些东西，但营地不是纯餐饮机构，“你来野餐，旁边还站一个服务员，也不叫野餐，对吧？”

　　这位经营者认为，如果所有营地最后都变成了餐饮机构，“是很可悲的”。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来体验露营就是“换个地方吃饭”，或者“换种方式游戏”。如某平台最近联合各大营地推出“露营季”活动，第一句话就是“露营是成年人的过家家。”

　　对许多人而言，免费的公园绿地就已经很“香”了。“五一”期间，各大城市公园长满帐篷，“一个飞盘甩出去，可以击中三顶”。

　　但无论如何，城市露营的出现，总归是为钢筋水泥的城市增添了几分趣味，丰富了人们的户外生活方式，也对公园绿地提供了功能补充。公园不再空有一张“绿皮”，把人留下来，就有了“灵魂”。

　　正如城市研究者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发生了具体使用活动的公园，通常更繁荣、也更受欢迎，而如果公园只作为一种“高雅装饰物”，拒绝人进入和参与，往往更容易衰败甚至滋生犯罪。

　　实际上，谭天说，在日本和澳洲，近郊公园本身就是最好的营地，在澳大利亚珀斯的国王公园，不仅有公共灶台，大片的树冠甚至可以遮阳挡雨，俨然最具野趣的天幕。

　　他甚至认为，公园而非商业营地，才应是露营的主要场所。

　　当然，对于新兴的城市露营来说，没有必要照搬规则，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重构规则的过程，需要相互教育。对运营者而言，更关注如何找到一种更符合实际的路径，让露营这门生意更可持续。

　　在微光营地，经营者为新手爸妈搭起简易游乐装置，方便“遛娃”，又为结伴而来的三五好友装上具有地方特色的“机麻”。功能叠加下，一个“露营主题公园”的轮廓悄然显现。

　　

　　在丸露营，孩子们在高楼环抱中感受着从湖面吹来的微风，一边听谭天分享“中国户外达人”徐霞客、李时珍、唐三藏和李白的故事，一边学习户外技能，从抓小鸡开始。

　　营地各出奇招，既是“野蛮生长”，也是“百家争鸣”。“两年时间铺得更开了，往后走，露营会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位经营者判断。

　　徐亮发现，在更早接触精致露营文化的上海，露营甚至已细分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必需。告别跳广场舞、上麻将桌的老年生活，老年“玩家”频频走进高端露营装备店，开口就是行话，没个十年露营经验，达不到这种水平。

　　营地经营者们试图抓住这个窗口期，让露营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毕竟疫情是不确定的，当“催化剂”消失后，城市露营需要切中真正的“要害”。

　　露营爱好者林静说，我们80末、90初这代人，从小在城里长大，缺的是对户外、对大自然的体验，会愿意为此买单，作为家长，我们也不怕孩子磕着、碰着，反而更希望孩子在户外释放天性。

　　城里人涌入营地，渴望在“人造环境”中寻找自然。在微光营地负责人眼中，这类需求至少还将持续3~5年。

　　谭天强调，一个“好的城市营地”，除了基本的环保、安全机制，更要扮演好自然教育、户外生存教育的角色，宛若“桥梁”“中转站”。

　　如日本受地震多发等自然灾害影响，从小就会培养孩子在野外生存、和自然共存的技能，户外教育被当作一门“必修课”。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专门提出“自然缺失症”的概念，希望唤醒社会对户外教育的重视。如果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将导致儿童出现一系列行为和心理问题。

　　在国内，城市里的孩子们少有机会亲近自然、认识自然。多年的游学从业经验让谭天觉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通过赋予营地鲜明的“亲子教育”特色，他的城市营地迅速收获一批高粘性客人。

　　在他看来，城市营地的优势在于通勤成本相对更低，可抵达性更好，同时是一个相对可控的环境。“如果一来就把你带到荒野、自然中，尤其是女性和孩子，可能会缺乏安全感。” 谭天认为，城市营地可以帮助提供一些学习初步技能的机会，准备好后再出发。

　　“露营大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徐亮回忆，在一个可以容纳万人级规模的营地上，不同段位的爱好者，怎么露营都可以，欧美范、日系风、中国风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搭建的东西代表了个人风格，也体现了个体对露营的理解。

　　某种意义上，城市营地就是一种“试验场”。不同理念在此错杂交织，目的殊途同归——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更行之有效的链接方式。

　　长期以来，城市被认为是一种环境形式被另一种“人造”环境所替代的过程，城市与自然“理所当然”站在对立面。

　　出于对自然和乡野的呼唤，霍华德在中构想了一种全新的城乡一体模式，代表乡村清新乐趣的田野、灌木丛、林地，城市均步行可及。

　　100多年后的今天，城市仍然在寻找“那扇门”。这些走进营地的人，重新诠释“露营”本身，由此也打破人与自然的隔阂。

　　去户外、去野，更是去构建成熟的“自然观”。

　　在研究美国伯克利生态城市发展时，社会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曾提出疑问，在人类用非自然手段“接管”城市前，上一个管理者是谁？博物学家斯特灵·本纳尔给出了一个具有冲击力的答案：大象。

　　伯克利曾是一个水草丰茂的林地，大象用硕大的象腿踩出一个个水坑，在找水觅食的过程中撕裂大树、践踏出大片空地，这种近乎“破坏式”的做法为林中动物带来栖息地，创造出更大的物种多样性。

　　在一书中，瑞吉斯特反复寻找城市中所存在的“大象”——人类能否像大象一样，创造出一种更加“自然”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