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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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锦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但是如何在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中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像老牌发达国家那样走高碳排放、高增长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碳排放、低增长的道路，只能选择低碳乃至零碳排放且同时实现较高增长的第三条道路。而解开减碳与增长两难、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钥匙是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下降。

　　创新驱动的技术替代是绿色转型的主要推力

　　“当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达7吨以上，高于全球和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刘世锦表示，尽管还有不到十年的达峰时间，但是碳排放空间已经不大。

　　我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刘世锦提到，正确理解和处理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刘世锦认为，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按照有关研究，到206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将由目前的不到20%增长到80%以上，从而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此外，创新驱动的技术替代和成本下降，是转型加快的主要推力。简单来说，就是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

　　据悉，当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衰退型减碳，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较少的碳排放；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了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

　　“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体现的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刘世锦表示，创新型减碳启动和引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然而，在较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有认识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还停留在防御型战略。

　　刘世锦认为，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绿色技术创新。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实现绿色技术替代。创新型碳替减可以在减碳的同时实现增长，把二者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降低全局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则可以降低全局碳排放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

　　进取型减碳战略需做好三支柱体系建设

　　而实施创新型减碳这种进取型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在稳住存量、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对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刘世锦认为，这种激励并不局限于少数措施，而应是相互依存的制度规则和政策体系。对此，刘世锦建议，从三大支柱体系入手，分别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加快以碳核算和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

　　具体来看，在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方面，刘世锦提到，这个市场应有包容性，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还可将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纳入其中。“这样机构和个人都可成为市场参与者。”刘世锦表示，这一市场的起步阶段，地方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建立“碳资产池”或“绿碳银行”，开展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如果运行有效，可对外地交易者开放，逐步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

　　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方面，刘世锦认为，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可借鉴国际上巴黎协议的原则，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与下一步陆续出台的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回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加快以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方面，刘世锦表示，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可以采取从上而下的方法，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同时要普遍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在企业中推广ESG评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的披露制度。

　　“进取型减碳战略三支柱体系可在创新意愿强的省、市层面先行先试，给出一定的试错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完善提高再推广。”刘世锦表示，促进绿色转型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政策创新，绿色创新和转型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