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上位，东莞、惠州会被边缘化吗？

　　通车约四年后，虎门大桥就不能满足通航需求，载重 10 万吨以上的集装箱船无法通过。广州布局在珠江沿岸的码头通通沦为“内河港”。 这也成为广州向南发展的契机，在60公里开外的南沙另建深水码头。广州的辉煌历史，从来都与港口通商有关。如果通航能力受到制约，未来城市上限必然会受影响。

　　产品博览会成为全球第四大电脑行业产品展示会。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东莞迅速聚焦消费电子，赢得“全球五部智能手机有其一”的产业地位。

　　也就是说，当年选择主导产业以及多年的转型升级，让东莞电子产业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这也让深圳电子产业出现外溢效应时，很自然与东莞携手而行，而不仅是因为东莞临深。

　　产业逻辑同样可以解释广深的走向。

　　作为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拥有门类众多的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单位产值高，面向未来战略优势明显。但无论是PC时代还是手机时代，深圳电子产业对城市的带动都居功至伟。近年新能源如火如荼，智能汽车本质上高度依赖电子产业，深圳强大的电子产业集群，继续为比亚迪等新能源巨头提供坚实的产业基座。

　　反观广州，更多依赖汽车加工制造、快消等传统行业，但这些行业近年表现没那么亮眼。

　　从产业逻辑再看东莞与中山，深中通道带来的绝非此消彼长。而是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东电子产业与以中山为代表的珠西五金家电产业的双向赋能。

　　“深中通道开通后，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两大产业都会受益，两岸将在高技术制造业上形成分工与协同。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优，珠西优势产业将会与珠东信息技术产业融合，类似智能家居等融合类产业将进入爆发期。”

　　陈宪提及，“中山的镇域经济中有不少是家居类产业，如门锁、灯具、卫浴等，这些产业在向智能化、全屋集成化发展过程中，正需要电子信息产业的赋能，深中通道开通将加速两边的合作”。

　　看不见的“密度战争”

　　陈宪还强调：“越高的经济密度下，交通对经济的撬动也更大。”

　　在聚集创造价值的条件下，衡量现代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密度。

　　世界上最早尝到“密度”甜头的是波特兰。

　　早在1973年，波特兰就制定了法规，当时美国多数城市主张向外发展扩张，波特兰却在“逆行”。1997年，波特兰发布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UGB，提出“精明增长”理念。

　　“密度战争”和“精明增长”效果显著，波特兰在人口增长50%之际，土地面积仅增长2％。

　　美国第19大都会区波特兰，本来是十足的二线城市。却因为高密度，在“高科技企业回归市中心”的浪潮中，成功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手里抢生意，吸引了英特尔、台积电、惠普等龙头企业入驻。其中英特尔更是将半导体研发等关键部门放在了波特兰，仅在硅谷保留商务部门。

　　多伦多大学授理查德· 佛罗里达对此总结：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并非基于具体产业，而是根植于创新人群。高密度城市更适合创新人群集聚，由此带来多元化与更多可能性。

　　回头来看，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密度、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GDP，2023年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密度高是好事，但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度过高了。

　　深圳、东莞、佛山多个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超过30%的国际警戒线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甚至高于香港的7060人/平方公里和新加坡的7691人/平方公里。

　　而且，大湾区内部密度并非均质。2022年，珠江口东岸平均每万人利用土地4.63平方千米，西岸则为17.61平方千米，是东岸的3.81倍。这意味着，在东岸空间捉襟见肘时，西岸还有大量空间。

　　另一方面，密度有了，还需要浓度。经济学家周其仁曾指出，要“在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区域之间、要素之间，还需要更密的互动。

　　图源：晶报

　　尤其是环珠江口100公里的“黄金内湾”，堪称大湾区的“精华”。进一步集聚和“浓缩”，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效率，更快的流动。

　　珠江口两岸的非均质，是过去时空条件所导致的。改革开放之初，资本资金等极其有限，大量资源集中在东岸，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了经济效率，拉动了珠三角整体发展，但也导致了局部发展相对落后。如今，因西岸发展滞后而留出的空间，又成为东岸的希望所在。

　　随着以深中通道为代表的跨海通道不断“缝合”，为东岸打开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让整个大湾区内部更加均衡。一个更均衡的城市群，将在未来展现出更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