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管清友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与全年“5.0%左右”的增长目标基本持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不过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凸显。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近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接受管清友还指出，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力已经开始减弱，还要考虑政策的“后遗症”问题，目前我国政策总体趋于审慎，但现在“亟需补充血液”。一种比较理想的策略是，在给地方平台、商业银行“放水”之外，主要还是要给中低收入群体、给老百姓发钱，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

　　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温差”较大

　　更应注意的是，当前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的“温差”比较大。宏观数据和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行业如火如荼，但也有行业还处在努力求生存的状态。此外，一些社会群体对于收入增长实际体感也不及经济增长情况。

　　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贸易摩擦使得不少出口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腾挪出去。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升级以及技术演进，比如“互联网+”“AI+”，导致大量营收利润集中在头部企业。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会导致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收入分配的体制问题。

　　同时，随着我们自身产业升级，过去出口手机、服装鞋帽，现在开始出口汽车，而且是“换道超车”出口电动汽车，这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核心产业。比如，生物医药制品出口可能比美国同行便宜，如果加征关税，影响肯定很大，这不但是长期趋势，短期还直接表现在经济数据上。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体系。

　　推进改革要留意“看不见的大象”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五年的经验，不外乎几个。首先是放开、搞活，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和潜力，让大家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同时，光放开、搞活，没有市场、没有客户也不行，要逐渐走入市场经济、法治、全球化的轨道。此外，要打造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和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再大的市场也白搭。

　　我们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无论对于企业、产业还是国家层面，都来到了“无人区”。比如，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化体系需要谈判。我们现在的产能过剩和以往历次都不一样，现在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生态，产业也在升级，关键是需要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机制。我们目前还可以通过调整贸易结构来应对，中国占全球出口比重依然在上升，东盟取代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种方式总有一天会到达“天花板”。

　　我们过去讲风险是“黑天鹅”“灰犀牛”，现在其实更像 “看不见的大象”，它表现在很多领域，比如我们已经感受到的气候变化，极端异常天气发生频率增加。它还表现在大国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经营、资产配置方面要有大的调整，抗风险能力、韧性要更强。这给每个行业从业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过去这些年，我国对消费经济的贡献始终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要让居民部门拿走更多一点，道理很简单，同样1万块钱，直接给你花，一定是比让其他人替你花，花钱的效率更高。这就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保、减税，从政府、企业这两大部门里头分给居民部门的更多，这是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

　　过去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总体上突破还不够，确实比较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一次分配的问题，还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问题。三中全会对国企的定位非常明确，提到，“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也是需要继续推进的。

　　宏观政策要有助于市场主体活力释放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经历过几次大宽松。第一轮是2009年，第二轮是2012年，这时大家已经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力开始减弱，增长一个单位GDP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就像一架机器转得越来越慢，摩擦力好像越来越大，但是代替这个机器的动力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正在转折过程当中。所以，到2014年又进行了一轮大宽松。

　　然而，过去这十几年宽松政策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因此，2020年以后，我们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没有走美国“直升机撒钱”路线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我国对金融领域的描述总体来讲也是比较严肃的，对风险控制和管理强调较多，对创新强调得较少，这是一个大转折和总的脉络。

　　目前，无论是我国对中长期问题的应对策略，还是出台的短期政策，总体相对沉稳，主要是“固本培元”。今天面临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比较审慎地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要解决物价低迷、人们不愿花钱的问题。要防止问题长期化，一旦形成习惯，再想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心态就会很难。

　　这个“十字路口”肯定要走，我们也知道会有很多风险和挑战，必须要比以前有更好的“御寒装备”，步调、节奏也要把握好。所以不能单纯地“放水”，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变物价低迷的问题，改变类通缩状态，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中国经济的韧性足够大，实际上是很有条件实现的。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当然，从民营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也要客观看到近年来经济周期和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困难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处在转变的关键时期，因此，民营企业更要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找出路，坚定信心。

　　另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拿捏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二者总体上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系，总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市场失灵问题，也不要过度干预市场。

　　这还涉及到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三中全会也专门提到依法治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国经济体量大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多了，要“放得活、管得住”不容易，处理好这个关系还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