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背后，还有沉默的1.2亿人

　　88岁高龄的“姥姥”，生活无法自理，多次希望一死了之。66岁的“二舅”身患残疾，仍在为了生计奔波，却毅然扛起照顾姥姥的职责。每当他出门，便将姥姥安置在他常常骑的那辆农用电三轮车斗里，他到哪儿，她就到哪儿。中说道，“66岁老汉‘随身携带’88岁老母，这个6688组合简直是‘酷’得要死。”

　　我们暂时无从知晓真实性到底有多高，但在不少人看来，“二舅”走红，恰因为他是中国万千农村的缩影。下方的评论中，挤满了年轻人对仍在农村生活的家人的思念，他们与“二舅”共享类似的时代记忆，也曾经或正在经历乡村的老年生活。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约22.2%。

　　当“二舅”令大众看见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愈加“苍老”的乡村形象。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和养老问题，值得更多人予以关注。

　　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经历了迅速扩大的过程。

　　在过去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随着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从2000年8556.8万人迅速增长至1.21亿人，20年扩大一半左右。

　　尽管过去农村老年人口超过城镇老年人口的“倒置”现象在2020年七人普实现扭转——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比农村同年龄段人口多了30万人；但进一步测算占总人口比重，农村老龄化程度仍远高于城镇：城市、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5.6%和16.4%，而乡村这一比例则达到23.8%。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则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进入深度老龄化，超过20%将达到超老龄化。根据七人普数据，城市、镇、乡村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0.8%、11.8%、17.7%，乡村已先一步进入深度老龄化，且距超老龄化仅一步之遥。

　　中国社科院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首席专家林宝曾在受访时指出，老龄化对乡村的影响更为深远，体现在农村产业方面，老年劳动力因体力原因，将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对新生产模式接受能力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鸿沟”还使其难以及时了解外部市场，加剧了调整生产的难度。

　　在不同地区，农村老龄化也呈现出明显差异。

　　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乡村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且集中分布在华东和川渝地区。作为外出务工大省，川渝地区农民工一直是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的重要

　　不过，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江苏，农村老龄化问题同样突出。

　　整体来看，江苏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在全国排名第五，而具体到农村，该指标则高居全国第二。究其原因，曾有人分析指出，一方面江苏过去计划生育执行较为严格，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仍然选择前往上海等发达城市工作。有媒体甚至发现，在不少江苏乡村，“60岁已经算是年轻人”。

　　留守在乡村的老年人，生活状态又如何？

　　揭示了农村老人的总体健康状况。在统计的1.18亿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大约有9900万人，另有超过160万老年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但生活仍能自理，还有超过30万不健康老年人无法实现生活自理。

　　换句话说，“二舅”和“姥姥”的困境，也是广大农村近200万老年人面对的现实。正如创

　　就不同地区情况看，存在健康问题的农村老年人，在东北和西部省份占比更高，这意味着这些老人将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对当地医疗卫生条件需求亦更为突出。

　　生理上的困窘已然令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而心理上的困难，可能让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专门对一人户老年人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生活在乡村且为一人户的有1852.8万人，在农村老年人中占比达15.3%。这两个数据在城市分别为1129.4万和16.5%。

　　进一步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独自一人生活的城市老年人占比下降至13.9%，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却进一步增加至17.0%。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逐渐退化，更多农村高龄老人还要面对独自老去的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提到一种农村老人情感联系被逐步“切断”的过程：“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波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他指出，“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从数据上看，在农村，“有一个6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中，独自居住的老人从2010年24.2%增加到2020年40.2%；“有两个60岁及以上人口的户”中，仅夫妇两人居住的从41.9%上升至53.3%。

　　这可能是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后，子女和父母实现分居；但另一种可能则是，乡村老年人与城市中子女的联系愈加疏远。

　　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解决养老问题比城镇更为棘手。

　　更高的抚养比，令农村老年人很难纯粹依靠子女实现养老。2020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其中城市这一比例为14.6%，镇为17.3%，乡村则高达28.1%。值得注意的是，与2010年相比，该数据在2020年几乎翻倍。

　　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省份，同样也是抚养比偏高的省份。其中，重庆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高达44.6%，江苏、四川居于其后，该比例分别为39.8%和35.6%。

　　乡村有限的养老条件，使得老年人难以通过诉诸相应机构来得到帮助。

　　根据2020年11月一组数据，我国农村地区共有养老机构2万多家，养老床位共计仅194万余张。数量有限、分布集中，很难实现有效覆盖。

　　而对于需要长期医疗看顾的老年人来说，各地医疗资源又是否能够匹配？

　　从各省份乡镇医院床位数来看，四川以13.5万张居于全国首位，河南、湖南紧随其后，分别为12.2万张和10.7万张，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而从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浙江、山西、新疆分别以81人、70人、70人位居前三，而末三位江西、辽宁、重庆则仅有41人、37人、35人人，差距悬殊。

　　一边是难以时刻陪在身边的家人，另一边是尚不够完善的医疗、养老体系，乡村老年人要如何选择？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指出，随着农村集体养老逐渐式微，家庭养老变成主流。虽然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已经初具成效，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当前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最主要的方式，社会养老占比较小，农村养老“未富先老”现象突出。

　　是否存在第三种方案，参照集体养老传统，重新利用农村的血缘和地缘来解决养老问题？一种基于农民守望相助的“互助养老”模式被提出。

　　在陆杰华看来，互助养老只能是现有养老模式和体系的一种补充。要让互助养老可持续，关键是要有一整套制度性设计。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牵起头来，加大力度完善乡村养老机构和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