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产业“走不出”广东？

　　两国签订，被外界认为将推进两国贸易进一步升温。

　　对于两国的“亲密关系”，阮德成曾分析称：“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因为有‘广州’。”

　　对于越南来说，“广州”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施展所说，阮德成所提到的“广州”，实际上指代的是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份，这里是越南对华贸易的重要场所。

　　据施展分析，越南对华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逆差明显。数据显示，2017～2018年，越南对中国大陆、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进口超过越南进口总额2/3。而与此相对的是，越南对美国、欧盟则是巨额贸易顺差。

　　越南都从中国进口些什么？

　　有数据显示，越南出口有较大比例是终端产品，而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一方面，从越南出发，以三星为首的手机出口量位列全球第2名，而电子零部件进口则占越南年进口总额六成多，其中七成来自东亚地区，三成多来自中国，且基本享受零进口税。

　　越南统计总局原局长阮碧林曾表示：“越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农业、加工制造业，我们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原材料。”

　　换句话说，“广州”首先能给越南提供的，是其作为后备军进军“世界工厂”所必须的产业链支撑。

　　施展曾提出一种“产业终局”的概念。自工业发生革命以来，每一个新生的革命性产业，最终都会随着地区间的各类势能差向外转移，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以某种形态停留下来，形成“终局”。

　　分次序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重化工业产业，“大致是终局于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子技术产业，因为对重化工业有高度依赖性，使中国同样具有巨大优势，但部分环节有可能向其他国家转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则是信息技术产业，主导动力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美国优势明显，而商业模式创新又依赖大市场，中国则有一定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目前的迁移逻辑，正处于生产工序的跨国分工阶段。在此背景下，粗略衡量产业的技术高低已不合时宜，同一种产业中不同生产工序或环节的技术含量很不一样，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不同。

　　于越南而言，被转移的组装环节，通常是产业生产流程中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这对应了越南的优势。但随着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二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深度“嵌合”关系。

　　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施展构建了一个视野更高的国际政治经济解释框架：越南所身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大国博弈下的“生存策略”，造成了越南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

　　如果回顾过去几轮产业转移中承接国的产业发展走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如日本、韩国等，构建起包含重化工业在内的“自主经济体系”；另一类则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将自身产业嵌合在英、美等国的经济秩序中。

　　施展详细剖析了两类国家的发展过程。

　　日韩两国的崛起时间，已经是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数十年后。这段时间差内，技术的扩散令重化工产业效益跌至平均利润率水平，加之其本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两国都曾走向财阀经济，也花费大力气来消化其所带来的问题。

　　而主要由市场经济逻辑驱动的澳加两国，则并未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原因是，由于历史渊源和国际环境，它们只要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在一个远大于本国的市场空间中达成均衡的。

　　越南选择的是一种“中间道路”。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安全焦虑”，越南有动力发展完整工业体系，但要与美国“联盟”，又必须接受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约束。据施展总结，越南面临和日韩相似的处境，却“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此种情况下，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就很难在越南落脚。

　　“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最终成了越南的发展路径。

　　而即便在承接后两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上，越南也存在一个难以短时间内逾越的劣势——人才。

　　施展发现，虽然关于苹果代工厂外迁的传言早已有之，但事实上，中国在苹果代工厂的地位依然稳固。他获得的数据显示，2015年苹果在全球的33家代工厂中，有30家位于中国；到2019年的59家代工厂中，仍有52家位于中国。

　　施展提到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隐性知识”，即只能通过师傅言传身教、个人体悟所积累的经验性知识。在中国，一批掌握“隐性知识”的技术工人是留下制造业的重要原因。比如，即便只是一个模具的设计，都涉及功能的实现、设计的配合等一系列“非常微妙的东西”，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拿出巧妙的方案。

　　在此方面，越南能否超越中国？按照施展的分析，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原因是，中国的人才库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成长的，在外资企业进入后，“使这个高水位人才库找到出口，奔泻而下。”

　　而当视角越下沉到人的层面，就越能看到越南制造背后更多的“广州”印记。

　　据施展调研，在越南承接的制造业企业中，有一个颇为特别的现象：这些以台资背景为主的工厂，都有较为类似的人员架构，通常由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工人充当当地的管理层和中层，他们负责管理越南本地人从事流水线作业。由于在当地十分普遍，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中国干部”。

　　为何已进入越南的制造业企业，仍然没能“离开”中国？一位“中国干部”的解释是，“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跟不上，从中国台湾调人又太贵”，而在制造业迁移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中国干部”，恰是最合适担任此角色的一群人。

　　而广东正是“纽带”和“跳板”。

　　施展在书中讲述了几个“中国干部”的故事。他们可能成长于四川、湖南等地，甚至第一份工作在内陆其他省市，但在时代洪流下都曾前往广东打拼。随着广东工厂向越南迁移，他们又抓住新的机会，共同“下南洋”开疆拓土。他们既是越南“新移民”，又是中国“小镇青年”，更是广东在东南亚的“代言人”。

　　众所周知的是，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通过“三来一补”早一步享受外商投资的红利。广东政协网发布的一篇调研报告指出，特别是在1992年后，台商对广东的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施展展示了一份台企在东莞的投资数据。其中显示，在高峰期有超过10000家台资企业在东莞投资，包括当时全球最大的制鞋代工厂裕元集团。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资企业“撤出”之后的情况——东莞民营经济出现迅猛成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施展提到，台资企业进驻，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盘活了一个更大的供应链网络。裕元集团曾有“制鞋业的黄埔军校”之称，尽管已经逐步向东南亚转移，但培养的大量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走进了国内各大鞋厂，还培养、拉动了大量供应商厂家，进一步吸纳了被裁掉的工人。

　　这两方面，成为日后“中国干部”进入越南的关键因素。

　　施展发现，台资企业进入大陆时，在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下，曾面临管理模式的调适和升级需求，在台企工作的大陆人才也因此有了培养管理“隐性知识”的机会。

　　后来，企业外迁到越南遇到类似问题。曾有企业照搬大陆调适过的管理方案，毫无意外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在越南当地缺乏相应人才的情况下，“中国干部”再次被投以青眼。

　　“中国干部”不仅有才干，还有资源。施展调研发现，由于越南本地并不具有完整工业门类，只能向海外寻找供应商。而大陆过去所形成的供应商网络，自然而然再次与迁出的工厂形成连接——枢纽正是“中国干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人为中心，一张巨大的网已然织就。随着网络不断加粗、拉紧，广东将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