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61年来首次负增长，少了85万人！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为61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发布式上，蔡昉提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变动趋势早已有迹可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此前分析，“我国已经累积了30多年人口负增长惯性”。

　　张许颖指出，拉长时间维度，“1992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已经由正转负，人口变动主要是低生育水平不断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推动的。”

　　所谓“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

　　张许颖又做了一次模拟测算，基于1.3的现实，即使现在把总和生育率立即提升至2.1并保持，“受累积负增长惯性影响，2044年还是会开始人口负增长，并持续至2090年”。

　　人口规模大，正的、负的惯性也大。不过，这就像一辆行驶的车，不踩油门靠惯性向前，停下来是早晚的事。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再加上模拟测算，张许颖提到，我国人口负增长会呈现“短期温和，逐步加速”的规律。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以后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时期。

　　新增京冀浙，15省份“深度老龄化”

　　人口负增长已然势不可挡。这种趋势带来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少儿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另一面则是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攀升。从数据上来看，“两减一增”的趋势确已明显。

　　2022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76亿人，占比62%；对比2021年，人数减少666万人，比重降低0.5个百分点。

　　2022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10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14.9%。2021年，这一比重首次超过14%，我国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则更进一步，比重继续提升0.7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群体的绝对数继续增加922万人。

　　从局部看，多个省份“深度老龄化”程度还在加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到2021年，“深度老龄化”蔓延至15座省份，新增河北、北京、浙江三省市。

　　老年群体增加，压力传导到劳动年龄人口群体。

　　发布了2021年各省抚养比数据，从中可以看到各地劳动人口“上养老、下育幼”的负担。

　　其中，河南省总体抚养比最高，为56.7。比例越大，压力越大，意味着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者。整体来看，总抚养比突破50%的省份共7个，除河南外，还有广西、贵州、山东、湖南、河北及安徽。

　　但看细分项，排名前八的省份负担比较“甜蜜”，因为他们主要的抚养压力来自孩子。

　　总抚养比排名第九的四川，抚养数值出现交叉，即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也就是说，同样是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人，四川养的一半多是老人，而贵州养的2/3是孩子。

　　单看老年人口抚养比，到2021年末，辽宁、重庆、四川、江苏、山东、上海、湖南等省份压力靠前，与进入“深度老龄化”省份高度重合。

　　结构性压力，经济社会新挑战

　　人口是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当它来到负增长的转折点，“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势必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复杂而深刻的挑战。

　　蔡昉近期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过分析。

　　从供给侧来看，最基础的变化是劳动力规模的收缩，从而助推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比较优势下降。与劳动力规模缩小相伴的，是新增劳动力减少，这就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

　　从需求侧来看，人口与消费天然相关，形成“人口总量效应”。老年人消费倾向低，年轻劳动力收入增长慢消费也会收缩，综合各群体变化因素，消费总额的增速势必放缓。

　　在蔡昉看来，供给侧、需求侧两侧改革现在需要同步、互补，不过他更强调需求侧的改革。

　　近年来，有关“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的部署，从需求侧来看，就是旨在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超级大市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进而改善消费格局，从而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从地方行动来看，一些应对措施开始出现。

　　比如推动“机器换人”，从制造工厂延伸至农业养殖，帮助各类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技术进步，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比如部署“适老化改造”、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将“养老服务消费”视为扩内需、促消费的一只“潜力股”。

　　还比如催生。“发钱鼓励生娃”的风潮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蔓延，今年一开头，一直以“很能生”闻名的深圳公开征求意见，准备从“一孩”就开始给育儿补贴。中特别提到，要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我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人口形势出现转折，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成为大家要面对的新课题。当然这种“转向”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

　　观念上不能再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人少了，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基础和动力了；行动上则要从人口结构变化中挖掘新的机遇，稳定就业率，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教育与市场的匹配度，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总而言之，新的“人口红利”，从制度来，向改革要。在人口规模下降背景下，创造更多的价值，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经验之谈 人口负增长，其他国家如何应对

　　放眼全球，从东亚到欧洲、从美国到巴西，人口负增长趋势并不鲜见——“就像地平线上已可望见的海啸，转眼就将冲到我们眼前”。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洲等。

　　全球人口减少的征兆最早从欧洲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指出，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人口负增长。

　　而在亚洲，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甚至有人口学家预言其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面对人口负增长，鼓励生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应对策略——包括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此外，瑞典、韩国等还通过津贴补助、减租减税、减免子女大学学费等措施来降低生育成本。

　　不过，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全世界还没有一个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成功扭转出生人数减少趋势。

　　为此，吸纳移民也成为推动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陶涛介绍，一方面，部分国家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励高素质、高技术水平移民迁入。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提供语言培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保障非本国国民的社会融入。

　　此外，为应对劳动力减少及消费减少的风险，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各国政策的着力点，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