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向型”转向“开放型”，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一个趋势是，外籍人员正在加速涌入成都。

　　不久前，四川公布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入川外籍人士数量同比增长6倍，即便与2019年同期比较，到四川的外国人数量仍高出25.2%。而其中，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9.5万余人次，更是实现了754%的高增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走上开放前沿的成都，正以新的形象走进国际视野。对于成都而言，开放已经不单纯是“把外资引进来、把产品卖出去”的传统思路，产业、服务、标准、技术、人才等要素正在愈加进入开放的话语体系当中。

　　在今天召开的中共成都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成都审议通过了，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进行新一轮谋划。其中，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正是其锚定的一大方向，指向的则是让枢纽的流量进一步转化成发展的“留量”。

　　成都此举正当其时。当前，国际循环挑战机遇叠加共振，国内循环战略机遇持续释放，成都正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提升国内国际高端要素运筹能力。而这也将成为成都促进转型发展、推动全球资源要素高效集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一招。

　　通达与辐射

　　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意味着要素流动更自由高效。作为基础，成都首先瞄准对国际门户枢纽通达性和辐射力的再造。

　　回顾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无一不是依靠完备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成为通达四方链接全球的重要枢纽节点。所以，成都提出不断提升国际门户枢纽和对外交往中心能级，加快推进“五大枢纽能力”建设，其中就有增强内畅外联的枢纽通达能力、增强东西互济的枢纽辐射能力。

　　近年来，成都多层次开放通道体系逐步完善。就国内而言，成都高规格推进了出川大通道建设，加强成渝地区内部的畅通互联，加快成都都市圈市域铁路建设；从全球视野来看，成都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航线网络已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建设了国际铁海联运通道，形成“欧盟—成渝—日韩”和“成渝—东盟”开放通道。

　　通道建设的铺垫，促进了各项要素在成都的交流与开放：

　　去年天府国际机场投用以后，客运量迅速攀升，到2023年年底，成都成为了内地第4个晋升“七千万级航空城市俱乐部”的城市；

　　今年1至5月，成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五一”期间，外籍人士在成都的消费额达到3500万元；

　　今年以来，成都陆续与墨尔本市、突尼斯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至此，成都市国际友好城市和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城市达112个；

　　疫情转段后，成都企业代表团已多次出访，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活动；

　　成都本地也举办了“国际友城市长交流会”“成都欧洲文化季”等多场线上、线下国际交流活动……

　　换言之，成都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已经不仅仅存在于经济与贸易、科技与文化，更是融入大街小巷。“成都成为‘中转站’”，成为与会者比较一致的评价。

　　与过去相比，成都枢纽节点地位和战略链接能力已有显著提升。但对比国内先发城市，成都通道体系的效率还有待提高。比如航空货邮量吞吐量，虽增幅较大，但总量较小，2023年吞吐量77.2万吨，远低于上海、广州等城市；又如航空客货比，货运业务占比依然较低……如此种种，通道体系尚未形成对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因此，成都决定聚焦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国际铁路枢纽、国家物流枢纽和国际通信枢纽四个方面作出安排，充分整合通道资源，提升集散效率，加快形成通道带物流带产业的发展格局。

　　分组讨论中，被反复提及的“他山之石”之一是中国—中亚西安峰会的重要合作成果——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这个码头由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和哈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自今年2月正式投用以来，已有超1.8万吨货物在此中转。

　　这个码头背后中哈建立的紧密的利益和发展共同体，是成都看重的利益共享机制，“这样的话，有利于推动我们和对外开放的目的地，形成双向稳定的货物集结分拨，降低运输成本，也增强了国家物流枢纽的功能”。

　　要素与制度

　　当各类要素加速聚集，成都还谋求进一步因势利导，让资源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来，以推动全市产业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这也是成都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从数据上看，成都已然初步具备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基础。以外贸为例，成都2023年进出口总额为7489.8亿元、居中西部城市第1位，外贸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不仅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16.2%，并且在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上显现出明显效果，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外贸“新三样”出口增长43.8%，二手车出口额增长4.5倍。

　　在此基础上，成都有意推动外贸、消费、产业进一步融合联动，让消费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比如，成都去年举办首届“进口嘉年华”，不仅引进进口首进商品、助推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也为更多进口商品与成都本地市场亲密接触搭建“桥梁”。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有望让更多从沿海城市进口的商品能够直接从成都“登陆”，让消费转化成贸易。

　　另一个例子是对跨境电商产业的布局。今年以来，跨境电商正在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新动能，特别是以SHEIN为代表的平台让产业带中的加工制造企业形成品牌、走向海外。成都跨境电商交易额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如今亦谋划推动跨境电商加快上量，而不断发展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也有望带动本地鞋靴服装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相比之下，外资企业的经济带动效应更为直接。

　　2011年，西门子在成都建立了全球范围的第二家数字化工厂和第三个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中心，如今，成都工厂已经成长为年产值超过70亿元、日均缴税超过200万元的“灯塔工厂”。去年，西门子再次追加投资11亿元人民币，启动建设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中国智造基地建设，2025年建成后，将提升成都在自动化数字化领域研发制造能力。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外资外贸稳中提质也成为成都转型的重点——抢抓欧洲制造业外迁机遇，成都提出通过用好进博会、服贸会、世界显示大会等展会资源，开展“千团万企”出海招引行动，靶向招引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和技术含量高的中小外资项目。

　　当前，我国开放发展重心正在从商品要素为主的流动性开放转向规则标准为主的制度性开放。借此机会，成都还期望能积极对接乃至主动参与制定修订国际通行规则和行业标准，从而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合作的话语权。

　　新的探索正在推进。一个例子是，在最近获批的中，“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从货物向自然人拓展，不仅境外人员搭乘国际或地区航班自浦东国际机场进入商务合作区将无需中国签证，从国际侧入区的境外人员开展商务活动也可停留30天，大大提升了人员流动的便利性。

　　上海的脚步，也是成都的方向。值得期待的是，面对新一轮发展规划，成都将拿出何种创新举措，真正实现以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