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第一县”人均GDP高达32万元，总量占陕西全省6.25%，为何陕

　　神木，再度拉高西部县域的“天花板”。

　　从总量看，超过“世界工厂”义乌；从增量看，甚至能跟西安比肩。在全国千亿县序列中，神木也从第17位上升至第9位，取代贵州仁怀，重夺“西部第一经济强县”。

　　这正是头部经济强县的张力。

　　现如今在新型城镇化的格局下，县域经济已经不只是苏、浙的专属名词，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开始发力县域经济。从湖北的“差距在县域，潜力在县域，关键在县域”，到河南的“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再到陕西“全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县域经济正被提高至空前的高度。

　　陕西发改委此前曾披露，县域经济占陕西省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事关发展全局。然而，伴随着头部强县上位的陕西，正面临着“头愈强，尾愈弱”的尴尬——神木一县的GDP超过省内二三四名之和，甚至佛坪县仅有其0.7%。

　　整体而言，县域经济仍未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服务业弱县”的处境，但是已然到了“总量跨越和转型升级并重的关键时期”。根据规划，预计“十四五”末，陕西县域生产总值达到1.56万亿元，全国百强县达到3个、西部百强县达到13个……

　　这是不小的挑战，亦是亟待跨过的门槛。

　　
 

　　
 

　　提起县域经济，直观印象来自江浙——“散装到县城”。从昆山，到江阴，这些县城的GDP实力甚至超过不少中西部省会城市，亦展示出强大的支撑力。

　　在县域经济的顶端，便是千亿县城。据赛迪顾问统计，2021年全国千亿县已经达到43个，GDP总量达到7.02万亿元——以不到0.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6.2%的GDP总量。其中，神木凭借1848.2亿元的经济总量重回GDP前十，位次上升8位。

　　
 

　　从GDP增速来看，神木以30%的增速领跑千亿县；从人均GDP来看，神木以32.3万元高居千亿县榜首。其在省内的分量更为重要，2021年神木GDP占据榆林总量的34%，占陕西全省总量的6.25%。

　　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杨文学分析，排除疫情后经济回正的因素，神木的跃迁主要源自煤炭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由此带动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制造业的全链条提升。

　　从数据来看，2021年神木生产原煤3.09亿吨，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302.65亿元，同比增长63.2%。

　　与此同时，同为能源重镇的府谷实现GDP 735.88亿元，继续排在陕西县域经济第二位。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240.46亿元，增长46.8%。在煤炭能源工业之外，镁工业成为另一张名片——“世界镁业中国，中国镁业看府谷”。

　　2021年，府谷县原镁产量44.89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0%，超过全球产量的40%。依托能源优势，府谷逐渐形成“原煤——煤炭热解——发电——硅铁——镁冶炼”的循环产业链，镁业异军突起。

　　去年11月，引发关于府谷煤业对全球汽车产业链影响力的讨论。如今，金属镁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其规上总产值的7%，成为新的增长点。

　　陕西“头部愈强、尾部愈弱”的趋势未变。根据城叔梳理，靖边、韩城、定边、城固、兴平、洛川、彬州、黄陵县跟神木、府谷一同构成陕西县域经济前十位。其中，神木的经济总量超过第六至十名之和。

　　
 

　　从更大范围来看，陕西76县中，排在在最后一位的佛坪经济体量只有神木的0.7%。

　　县域经济层面“两极分化”越发严峻，陕西需要更多“上位者”。

　　
 

　　
 

　　除了结构上的两极分化，过去几年，陕西的县域经济还呈现出走弱的趋势，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现象也十分显著。

　　在2021年陕西GDP十强县中，榆林市占四席，且均居前五位。倘若算上延安，则陕北地区独占六席；关中地区占据三席，其中包括渭南韩城、咸阳的兴平和彬州；陕南地区仅有汉中城固一县上榜。

　　头部不强的同时，陕南地区还几乎承包了全省县域GDP中的“吊车尾”。2021年陕西省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安康宁陕、镇坪分别位居倒数第四、五名，汉中佛坪、留坝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三位。

　　
 

　　2019年12月，陕西省统计局曾刊文，其中明确提及县域经济发展进程差别明显，区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具体表现为：县域经济总量、县均规模偏小；县域经济实力差距悬殊；县域服务业发展滞后；城镇建设步伐缓慢。

　　在县域经济总量方面，2018年陕西77个县GDP总量10738.27亿元，仅为安徽61个县的七成多。县均生产总值139.46亿元，仅为安徽县均水平的六成左右……

　　工业是立城之本，不平衡现象亦更为突出。不久前，陕西省工信厅发布的披露，十三五”期间，县域工业“北强南弱”态势仍存在，2015年全省县域工业十强县中陕北占6家，关中占4家；2020年陕北升至8家，关中降至2家，陕南尚无突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

　　县域工业发展要素进一步向县域工业十强县和县域工业第一梯队流动集聚，十强县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县域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5年的50.7%增加到2020年的54.92%。

　　受区域不平衡以及县域整体产业实力不强等因素影响，陕西的县域经济一度呈现出走弱的趋势。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16年至2020年，陕西县域经济的GDP占比分别为46.18%、45.46%、43.94%、42.48%、40.81%，约下降5.37个百分点。

　　
 

　　排除户县、南郑等撤县设区的因素，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较为疲软。从工业层面来看，2017年至2019年，陕西县域工业增加值总量分别为5015.39亿元、5358.12亿元、5389.73亿元，占据全省的比重分别为57.51%、55.61%、56.10%。

　　这既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有关，亦与县域主导产业整体较弱有关。在今年“两会”期间，陕西省政协委员高建民结合实地调研指出，“陕西县域经济发展掣肘主要为农业产业链发展规模过小、特色不鲜明;工业产业链方面，知名国有大型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的供应链70%都在省外，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比如，2020年陕西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93：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优质农产品以原粮、原果、原料形式输送省外深加工后返销陕西市场，产业链的加工增值、品牌增值部分和就业岗位留在省外……

　　这便是县域工业窘境的缩影。

　　
 

　　
 

　　“客观上县域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要经历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质’的变革，像陕西这样的农业大省要走出这一步是比较难的，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基本前提。”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曹钢在4月22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过去多年陕西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个重视是指我们能不能站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找到破解矛盾的强有力和有针对性的对策。”

　　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对县域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在曹钢看来，陕西县域民众性创业高潮还没有出现，县域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现在还基本上处在利用人的关系或者社会背景创业的状态，而没有形成让普通民众想创业就能创业和低成本创业的环境条件。

　　不过，从去年以来陕西政府层面对于县域经济空前重视。陕西省主要领导曾撰文指出，陕西县域经济已经进入到“总量跨越和转型升级并重的关键时期”。

　　从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制定，陕西围绕县域经济的任务也逐渐清晰。

　　根据陕西发布披露，预计“十四五”末，我省县域生产总值达到1.56万亿元；全国百强县达到3个、西部百强县达到13个……对比2020年来看，这是不小的压力。

　　在高建民看来，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位列全国第三梯队，且神木、府谷仍是以资源开采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陕西县域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秉承农业产业链、工业产业链“双链”驱动战略。

　　在“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导向下，全省76个县中，32个县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17个县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工业主导的县域，要求主动融入先进制造和高端能化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产业承载基地和配套基地；农业主导的县域，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转变。

　　比如，神木、府谷的主攻方向是能源化工，2021年其能源化工产业集群产值约占全省的30%；岐山主攻汽车及零部件，2021年其产值约占全省的9%；汉阴、紫阳、平利和岚皋主攻富硒食品产业集群，2021年4县约占全省的46%……

　　总而言之，壮大主导产业、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是破题的重要方向。从具体举措看，赋予县更大自主权、开展民营企业“扶小创优”培育行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加快创新驱动赋能等都被重点提及。

　　当然，县域经济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涉及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跟当地的发展理念，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

　　“最重要的还是理念问题，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如何实实在在地关爱、支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过去的一些典型现象说明，政府没有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缺乏平等相待、诚心相处的态度，甚至存在依权算计、抓现成、吃榨民营企业的现象。如果这个理念上不转变，要做强县域经济是很难办到的。”曹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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