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第一大省“断档”，押注“三非”城市？

　　来看，惠深通道联通似乎慢了一步。

　　先是佛莞城际即将开通运营之际，惠州交通运输局回复市民问询时提到，惠莞深城际惠州段仍处于前期各项工作的推进当中，惠州与广州的城际铁路联通明显快于惠州与深圳；后是深圳发改委回复网友问询时提到，深圳轨道交通14号线延长线暂时无法启动建设，“深惠地铁”也暂时“搁浅”。

　　在此情形下，惠州要通过做强产业，重构深莞惠合作“底盘”。

　　早在十余年前，时任惠州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邬柳成就曾分析指出，推动惠州参与深莞惠协作，有赖于其融入协作的战略。“只有既吸引、又接受辐射，才能产生有机融合，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单边战略’”。

　　大湾区城市的协同逻辑，又恰好是一种注重“双向奔赴”的产业逻辑。我们曾讨论过，大湾区与国际湾区联通方式有所差异，比起因通道和高校形成网状链接的硅谷，大湾区的联通更多是一种产业的联通，换言之，产业经济要素资源的配置需求对于城市协作关系产生了更强的影响。

　　比如，即便深中通道已建成通车，并不意味着深圳和中山的产业合作就能迅速成势。胡刚不久前曾前往中山调研发现，当地已经落户不少用以承接深圳产业转移的园区，但真正落地的项目还比较少，园区方对于吸引项目也十分急迫。据他分析，目前深中两市所处的区域发展阶段尚以深圳聚集为主，产业外溢效应可能还需要长达数年时间释放。

　　在这一点上，惠州也不乏教训。此前有当地媒体分析，过去，由于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惠州曾在发展上依赖深圳，耽于守成，在产业承接中落于下风，即便深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造业呈现“溢出效应”，但一些“三来一补”制造加工企业并没有选择惠州。

　　对于承接方来说，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上的深圳“外溢”才可能变成现实的产业延伸。眼下，惠州已经找到扭转过去失误局面的施力点。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基于惠州电子信息和石化能源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的融合，一个新能源电池的产业集群在惠州加速成型，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比亚迪、欣旺达、拓邦电子等深圳、东莞新能源电池产业，将产线转移到惠州，构成了当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惠州新能源电池产值达1175亿元，成为惠州又一产业增长点。

　　
新增长极

　　如果站在整个广东当下产业发展的大势来看，此次对惠州的新一轮谋划，意义还不止于提升城市经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既有目标。

　　在2020年发布三年后，对外发布。如此密集出台文件，足见广东对绿色石化产业的重视程度。

　　一个原因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分析，石化产品和石化材料不仅关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而且涉及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领域。

　　比如，高端精细化学品和专用化学品关系到广东省乃至全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领域是否会被“卡脖子”；化工新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高端涂料和膜材料等，直接关系到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汽车、轨道交通、大飞机、新能源、无人机以及船舶等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造水平。

　　而惠州恰能充当整个大湾区制造业上游材料创新的重要源头。

　　在广东全省的五个石化基地中，惠州大亚湾是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石化产业基地。2019年，时任惠州市委书记李贻伟曾提到，随着美孚、壳牌两大项目落地，惠州在石化新能源的上游布局基本能完成80%，炼油能力将会进入世界前10。

　　在他看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将面对两大核心难题，一个是设备，另外一个是原材料。珠三角作为广东的制造基地，这方面同样是短板，惠州要在化工类原材料的发展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联动全省石化产业”，惠州“新增长极”的定位还包含了更多内容，比如，从材料和能源领域赋能全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而探索出新的增长动力。

　　而与此类似，同样受到外界关注的是，惠州能否转变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找到增长的内生动力？

　　与珠三角城市民营经济发展策略不尽相同的是，惠州更倾向于依赖本地国企和引进大项目，并以此建立起如今的产业体系。在胡刚看来，如今，比起承接已经有一定体量的项目，惠州更需要设法吸引创新型企业，在现有“深圳研发、惠州制造”框架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他举例说到，在硅谷，不少创新型企业倾向于在旧金山之外的湾区城市扎根，这些城市创业成本较低，能解决创新型企业初期的资金问题，并且不同于大城市的景观环境格外受创业者欢迎，反而有助于创业文化的形成。

　　一种观点是，如果把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看作广东创新发展的“第一岛链”，那么惠州就处在“第二岛链”上，对刚刚孵化出来的成长型创新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关键要研究如何打通跟“第一岛链”的连接点，让更多的创新资源在惠州聚起来、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