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张丹丹

　　经过了56天的闭环管理，厂区“解除闭环”。

　　除了中国，还有哪能接住富士康？

　　对于郑州甚至整个河南而言，富士康是一个“庞然大物”。

　　显示，2019年郑州富士康的出口总额达到316亿美元，在榜单上居首，是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

　　在我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富士康这种劳动密集模式的经济实体？

　　在张丹丹看来，苹果手机是一个布局全世界的产业链，它要满足全世界消费者。而这种需求必须得有人去满足，那么对应的生产怎么布局？从苹果的角度看，它一定要布局到人口密集地区，因为组装需要人工——毕竟现在机器还没法完全替代人，尤其像手机这样零件太多的产品。

　　“世界上两大人口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印度现在生产组织的成本还比较高，它的社会整体也没有中国这么稳定，虽然他有一些技能很高的人，但分层太厉害。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力在全世界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张丹丹表示。

　　智能电子制造业原来是在深圳、东莞布局，十年前富士康转移到郑州，为什么中国有一个内部的产业重组？因为东南沿海富起来了，生活成本高了，它的产业转型了，就往中西部这样的内陆地区转移，包括重庆、成都、郑州，都有了富士康工厂。

　　再往后看，就像当年中国承接了欧美的制造业转移，成为制造业大国。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像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对此，张丹丹直言：“我认为，像富士康这种大体量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没地儿转。为什么没往国外去，因为其他国家暂时还接不住。”

　　“首先，东南亚接不住。已经有不少纺织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了，但都是小体量的。其次，非洲我们去看过，光是制衣类的，就得经过长达半年的培训才能达到一个中国普通工人70%的劳动率。智能电子制造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它只能落在中国，除非它的技术上完全被机器替代。”

　　“制造业仍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它的从业者人数在下降，但产值没有变，也就是说它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很高。”张丹丹说，“中国制造业的机器化程度很高，现在是全世界机器人保有量第一的国家，考虑进口机器人和中国自产的机器人，中国制造业机器人的使用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一半多，工人与机器人的保有比例为322台机器人/10000名工人，这个比例在2021年超过了一直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所以中国的智能制造已经是全球领先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能用机器替代的，都已经替代了，但大量组装环节目前还需要人工。”

　　00后以自己舒服为主，与富士康抢人的是饿了么？

　　高薪招募表一贴出，立刻满员。但就算没有疫情，富士康每年也会大量招工。这是一个人员流动很大的地方，一代代的年轻人于此站上流水线，又怀着复杂心情离去。

　　“和我们抢人的是美团、饿了么，年轻人会觉得在那里工作，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比‘关’在流水线面前自由。”富士康内部人士表示。

　　张丹丹的研究中也关注到进城务工人员代际更迭前后，呈现出的天壤之别。

　　“00后进城务工人员和以前很不一样，70后是拼命挣钱回家盖房子，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要求舒适。”张丹丹说，“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已不像70年代那么艰苦了，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是在相对衣食无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现在制造业工厂为了吸引人，需要提高工资，提高待遇，我们去佛山制造业考察时，发现工厂里的年轻务工人员会对宿舍提出要求——比如要有卡拉OK。”

　　“另一方面，00后是完全的网络时代原住民，这也有别于80后、90后，在我们高校里也能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满足，不太会和自己较劲儿。”张丹丹说，“从务工偏好来看，00后更喜欢平台经济，相对不愿意去工厂务工，或者倾向于做劳务派遣，这种务工方式比较灵活，干两天不愿意就换一个”。

　　张丹丹认为，对用工单位来说，这种灵活用工不利于降低成本。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过去40年中国的劳动力一直是非常有薪酬优势的。

　　虽然工资在上涨，尤其是2010年后，产生了“中国人力成本优势已终结”的争论。“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工资上涨真的就是劳动力变贵了吗？看它贵不贵，还要看生产的质量，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Unit labour costs，也就是相对生产一单位附加产值的产品的用工成本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对全世界的一般水平是低的。”张丹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