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减排。”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日前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说道。

　　周小川表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转型，进行设备更新、改造，也需要在科研方面、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入，资金缺口非常巨大。对此，他提出可以在一些方面加强研究，其中包括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通过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

　　另外，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依靠怎样的机制，周小川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讨论清楚。他归纳了当前讨论较多的“国家计划”、“市场力量”、“企业自律”等几种主要的观点，“总的来说，政府、市场和企业几方面的力量可以相结合，有些也是多多益善，但需要对每一种办法的利弊、可行性及最后落实的可能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预防碳市场出现“漂绿”“洗绿”等现象

　　靠什么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排和净零排放？

　　针对这一问题，周小川提到，有些观点倾向于使用国家控制、国家计划的方法，通过一些指标体系，使基层、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响应。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依靠市场的办法，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激励措施连着碳配额，碳配额连着碳配额市场，或者在中国叫碳排放市场，以及自愿减排的碳市场。还有一部分人强调，应该由企业类组织加强自律，所有有分量的企业都应该对实现净零排放做出承诺。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机制？这还需要讨论清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可以调动好，总的来说，政府、市场和企业几方面的力量可以相结合，但需要对每一种办法的利弊、可行性及最后落实的可能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周小川表示。

　　对于政府计划方面，周小川提到，一些指标体系要想符合客观现实也并不是很容易，同时要依靠坚实的数据基础，而实际上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够坚实。另外，政府的做法必须要将总指标进行地方或者行业层层分解，分解之后可能会缺少弹性，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

　　对于市场方面，周小川提到，欧洲过去一直非常重视“cap and trade”，即总量封顶，并对减排量进行交易。但是碳价格有的时候也不稳定，还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公司，会去边边角角的地方购买减排配额，从而减弱了自己减少碳配额的行动，被称为“漂绿”“洗绿”。碳市场这些做法是否会引起“漂绿”“洗绿”也是比较大的担忧。

　　至于企业方面，周小川提到，全球相当大量的企业已经做出了承诺，按照一定的路线图、时间表来实现净零排放。有观点认为企业是一种要素组合，适应于某一目标的要素组合，并不一定适合干另外一件事。说得通俗一些，化石能源方面的要素组合，比如煤矿的要素，并不见得适用于去做新能源，不一定有那方面的技术和人才。

　　大力提高当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

　　在研究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方面，周小川认为，未来落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力供给、电力行业的转型和电力安全之间的关系。

　　因为将来能源需求很大一部分体现方式就是电力，而且很多行业未来的减排努力，就是减少石油化石能源，转向使用电力，并希望未来用到的电力都是绿色的、零碳的电力，但这需要转型，需要大量的投资，也需要在技术方面有新的研发。

　　周小川认为，要大力提高当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更广义的角度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高装机容量的同时，由于新能源是间歇式，不得不在某一阶段大力增强后备容量，也就是调峰机组和储能的容量。

　　与此同时，电网的建设、电网的调度能力、电网的改造，电网在制定价格机制改革的方面也都有非常重的任务。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为以后化石能源逐步淡出奠定基础，又不以拉闸限电为代价。如果经常性还需要拉闸限电，对于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应该会起到一些负面的冲击和影响。

　　通过全球碳市场可控连接实现融资转向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种转型，也就是低碳转型，需要注重公正，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在于没有说清楚钱从哪里来。”周小川说道，这次COP27取得了一个进展，达成共识要成立“损失与损害”基金。

　　在周小川看来，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减排。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转型，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同时，还需要在科研方面、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所有这些资金的缺口，虽然大家的计算方式不同，但总的来讲，这些资金缺口非常巨大。”

　　周小川认为，尽管有大量的金融企业做出承诺，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金融中介”，它是用其他人的钱，帮助他们投资或者贷款，或者是做其他的金融理财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并不是他们自己承诺就可以拿客户的钱做这件事、那件事，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存在这样大的资金缺口，周小川认为可以在一些方面加强研究。其一是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通过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

　　其二是欧盟的“跨境调节机制”，即对发展中国家含碳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我一直提出，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周小川进一步表示，也就是说需要研究出几个切实有效的方法，动员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金当中涉及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