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周”开启前，深圳开了这样一场会

　　这些高校不仅频频推出面向全球的引才计划，还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科研环境，均能为深圳招引顶尖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另一组关于院士的数据更能体现二者的关系。数据显示，去年底，深圳全市高校全职院士达到112名，而这个数据在两年前仅为50余名。更具有反差的是，作为一个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年轻城市，深圳籍院士更不及10名。

　　而随着高校不断形成顶级人才“聚宝盆”，顶级人才的“加盟”又能进一步带动更多高能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落地，形成了一种人才与机构的良性循环。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曾评价，在“筑巢引凤”之外，深圳还实现了“引凤筑巢”，“徐扬生来了有了港中文，高文来了有了鹏城实验室，李泽湘来了有了深圳科创学院。从这个角度看，深圳非常了不起”。

　　
冲顶

　　一个共识是，随着深圳经济和产业不断跻身全球城市前列，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抢人”、引育更具国际水平的人才。

　　事实上，在刚发布的当中，深圳被赋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的功能定位，在目前已公布的各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这也是少有“冲击”全球的定位之一。

　　但在不少人眼中，深圳对“顶尖人才”的配置和发力方式尚不能与之匹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就曾提到，尽管深圳“科学人口”数量在国内领先，然而与新加坡、首尔、硅谷等人才高度密集地区相比，深圳仍有发力空间。其转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改变人才的定义，向全球吸引‘科学人口’”。

　　据他分析，硅谷的人才是全世界的，美国人是绝对的少数，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来自全世界的一代二代移民。有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常住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持工作类证件的外国专家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0.2%，远低于硅谷的6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宇对此也有深入分析。他比较全球顶级城市群发现，“来中国大陆工作的专家数量远低于全球五大城市群”，换句话说，我国城市群与人口功能的协调水平还有提升空间。对于珠三角，未来应该以科技+人才为核心，加强国际顶级和高端人才的吸引，限制国际一般劳工输入，建立全球智脑的汇聚机制。

　　而当眼光放诸全球，与国际顶尖人才相匹配的培育环境也需要进一步跟上。

　　在“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有关战略科学家“生还是育”的问题引发热烈讨论。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提出，选拔后备人才作为“诺奖候选人”培养是不管用的，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要“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安心、专注地研究，而不要老是想着搞越来越多的项目”，“一定要按自己的兴趣来做”。

　　对此，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汪云兴和主任研究员何渊源在20201年曾撰文分析深圳科创环境。在其看来，深圳基础研究在财政投入、项目组织、项目评估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比如，在基础研究组织方面存在思维惯性，按照行政思维来管理科研项目，没有完全尊重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基础研究存在财政资助不稳定、绝大部分需要通过竞争性经费方式获得的问题，造成科研人员难坐“冷板凳”。各类“人才帽子”与后续支持和投入资源挂钩过于紧密，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

　　拥有“三区叠加”优势的深圳，无疑是为创新“松绑”的有利探索者。而若新一轮科创体制机制创新能够落地，也有望真正带动城市的新一轮“抢人竞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