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赛道上的加速度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与联合发起的

　　第二期节目聚焦生物医药产业——这一兼具科技创新与民生保障双重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经历从”跟跑”到”领跑”的深刻变革。在全球管线重塑、AI技术深度赋能以及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企如何在”慢赛道”上寻找快变量，成为本期探讨的核心命题。

　　本期节目邀请了两位来自生物医药产业不同细分赛道的产业代表，分别为和元生物总经理潘俊屹，成都先导董事会秘书耿世伟。同时，节目还邀请到了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医药首席分析师孙媛媛，国泰基金首席量化官、量化部总监兼基金经理梁杏，共同探讨中国药企如何在全球格局中突围，以及AI赋能下的产业新机遇。

　　潘俊屹表示，“中国在基因和细胞治疗领域的研发管线已占到全球的半壁江山，已经不再只是参与者，而是领跑者。”他将这一变化归结为两大驱动力，其一是政策层面，国内监管机构与FDA、EMA持续接轨，让更多企业的数据和产品质量获得国际认可。其二则是人才层面，近20年来优秀人才的引进与本土培养，以及成果转化政策的支持，让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管线得以涌现。

　　耿世伟表示认同，“最近几年，海外大型药企与我们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据介绍，成都先导超过80%的收入来自海外，全球前20大药企中有17家是其客户，全球合作客户总数已超过600家。在耿世伟看来，这背后是技术认可、质量认可与信任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行业研究角度看，孙媛媛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能力有望超出市场预期，并且将出现两大结构性变化：其一，从2027年起，中国优质品种将陆续在海外进入商业化阶段，创新药估值体系将从”管线预期”转向”业绩兑现”；其二，合作模式将从单纯的授权逐步升级为共同开发，话语权持续提升，分成比例有望从两位数迈向50%乃至更高。她表示，中国创新药BD金额已占全球总量的7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卖家市场。与此同时，ADC、双抗等细分领域已实现全球领先，小核酸、分子胶、合成致[*]等新平台未来也有望继续引领。

　　梁杏则补充，“十五五”期间生物医药产业定位已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支柱产业”，在此影响下，中国创新药企将实现超预期发展，行业有望出现能够”征战全世界”的大型药企，弥补中国医药产业所缺失的关键一环。此外，高纯度填料、高端层析设备等核心原材料的国产替代，也是一个不受医保控费影响、具备出口潜力的长线潜力方向。

　　生物医药行业一直面临着“十年时间、十亿美元、成功率不到10%”的“双十定律”挑战。而在这一背景下，AI技术的深度介入正成为破局的关键快变量。

　　潘俊屹坦言，和元生物面临的挑战来自内外两个维度：在外部，地缘政治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在内部，创新药的支付端问题，亟待商业保险政策层面的引导与推动。

　　对此，和元生物选择以AI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增强竞争实力——公司已开发了许多个智能体，覆盖从业务到职能的各个部门，从文件翻译、报告撰写到技术研发、工艺开发全流程。潘俊屹指出，“AI在我们公司的运用非常多，涉及方方面面。”

　　成都先导则将AI技术应用于解决分子发现的效率问题——通过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将可筛选的小分子规模做到万亿级别，将不同靶点的筛选成功率提升至80%左右。“哪怕是难成药靶点，拿到我们这里，有80%的概率可以给到一个苗头分子，让项目往前推。”耿世伟说。

　　耿世伟认为，切入点的选择、与物理世界真实情况的对应，以及高质量实验数据的匮乏是AI技术在药物发现端面临的三大难题。他介绍道，成都先导正尝试利用多年积累的大量真实实验数据，为AI模型提供高质量语料，加速苗头化合物向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的推进过程，同时横向将技术拓展至类环肽以及分子胶、蛋白降解等临近诱导新分子类型。

　　孙媛媛从行业全局判断，也认为AI对临床前环节的影响目前最为显著。她指出，CRO企业通过智能化AI布局来提升其客户吸引力已成为趋势；大型药企则会同时借助外部大模型和自研应用双轨并进，探索AI技术在临床前的应用。

　　资本市场同样高度关注“AI+医药”。梁杏表示，AI赋能让成药可能性大幅提升，中国药企已进入新靶点和新机制开发的新阶段。那些能借助AI迅速将学术成果推进到IND的Biotech公司，将更容易获资本青睐。她指出，港股AI药企今年上半年BD金额已超65亿元，预示着这将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超预期方向。

　　商业化能否真正落地，是判断生物医药企业长期价值的核心命题。在出海与商业模式两个维度上，四位嘉宾给出了各自的观察与判断。

　　潘俊屹介绍，CGT赛道因适应症患者群体小、工艺高度定制化，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药企的CDMO生态。他坦言，和元生物过去曾以毛利率为负的方式接单，以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地位，这些订单的盈利后置效应，将随着客户管线进入临床和商业化阶段逐步释放。在出海方面，地缘政治压力促使公司将美国布局从大规模生产调整为早期科研服务，同时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耿世伟介绍，新药开发有着长周期的特征，“五年前卖出的苗头分子，今年才刚刚进入临床，我们也收到了相应的里程碑费。”对此，成都先导采用”平台服务+项目转让+远期新药上市”的三轮驱动模式，以稳定的平台收入对冲新药开发的长周期不确定性，从而在等待中保持稳健发展。在出海方面，他认为”发现端出海”受短期政策扰动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技术质量、知识产权保护和长期信任积累更为关键。为确保与全球客户的稳定合作，成都先导建立了严格的靶点排他和分子结构排他机制，，并因此收获了欧美客户的高度信任，海外收入占比超过80%。

　　孙媛媛建议，评估创新药企业商业化能力时，应重点关注三方面：一是内部治理、全球化运营及成本管控能力；二是合作伙伴的执行力和对产品的重视度；三是产品质量和企业持续推出新品种的能力。“商业化能力优秀的企业，其创新药产品放量后，收入曲线是指数级增长的，良好的成本管控能力则将使成本费用率随销售额增加而下降，而持续的创新能力，则意味着现有利润将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投资策略上，梁杏建议普通投资者通过基金和ETF等组合投资平摊高波动风险。她将医药企业分为管线驱动型、现金流型和平台型三类，并指出创新药、CXO及医疗服务等均存在长期成长性的投资机会：创新药基本面无负面因素，却因前期短期资金虹吸效应遭到错[*]，即便短期估值修复行情告一段落后，仍有长期成长性；CXO受地缘政治扰动阶段性承压，但龙头企业已通过回购和全球多中心布局积极应对，基本面良好；医疗服务则长期受益于老龄化趋势与商业保险支付端的改善，值得提前布局。

　　从“跟跑”到“领跑”，从AI赋能研发到商业化加速落地，本期嘉宾的讨论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随着技术突破、出海加速及资本关注度回暖，中国创新药企正在慢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勾勒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