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搭帐篷了？“五一”京郊民宿未满房，疫情后涌入的热钱遭遇“成

　　“大概在20%左右”。

　　李慧的民宿订单退订率还在六分之一，5月3日时，退订率已经到了一半，其中被保住或延期的订单基本为零。

　　李慧的入住率也只到80%，和此前百分百的预订率仍有差距——这个“五一”，京郊民宿没能如愿满房。

　　实地走访了位于京郊的某特色民俗村。走访过程中发现，该村多个街道内均有正在施工或修整的院落，指示牌上起了名字待建的民宿也有不少。

　　李慧就表示，自己原本从事旅行社业务，疫情以来工作基本停滞，便将目光转向了爆火的民宿市场。近两年，李慧身边不少朋友也受市场红利“刺激”陆续进入这个行业，市场供给快速攀升。

　　与此同时，艾阿姨也表示，近年来村里新开民宿数量快速增加，“看到有人赚了钱，村民也动了心思，几年前还没几家干这个，现在村内别墅大部分都是民宿了。其中也有和我们一样自己投资建设的；市里上班没时间，干脆租给别人收租的也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无房运营者与村民的合同期通常在10年~20年，而乡村民宿回本周期约在3年~5年，单体小院前期投资已接近重资产，而这些新入局者至今还未能实现盈利。

　　李慧向算了一笔账：一个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拥有7间~9间房的小院，包括房租成本、装修改造费用，算下来单个小院的投资平均在100万元左右。运营民宿的一年多以来，自己与投资人还未回本。

　　野蛮生长终将趋于理性，京郊民宿未来难逃“阵痛”

　　北京乡村民宿发展至今已有七八年。在借“东风”飞速发展的同时，“成长的烦恼”也开始显现。

　　首当其冲的就是疫情后的流量隐忧。

　　在与的对话中，李慧坦言，京郊农家院和民宿就是因为疫情才火起来，自己和合伙人也清楚，将来疫情结束，对民宿流量肯定会有影响。很多潜在客户均有定期跨省甚至出境游的习惯，后疫情时代这部分客群的流失会很明显。此外，即便京郊度假的消费习惯养成，这些被“困”在京内多时的亲子游客和本地游消费者也会更倾向长距离出游，从而影响民宿流量。

　　至于如何应对，李慧目前的想法是借区位优势对冲客流压力。“我们投资的民宿均位于景区周边，因此即便北京本地游客外流，外地游客也会进入形成流量置换。不过外地游客对包院的需求会相对下降，届时可能会考虑将小院拆开按房间单独销售。”

　　除了客流压力，疫情结束后可能带来的行业洗牌也是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陈刚看来，京郊民宿要从野蛮生长变为趋于理性，阵痛和行业震荡是无可避免的，疫情终结或许就是一个契机。这之中最先被市场过滤的，很可能就是这批想“赚快钱”，产品打磨及客户黏性优势不明显，易受流量变化冲击的新入局玩家。白金星也提出，供给逐渐饱和的情况下，未来各项监管会加速执行，原本不想做民宿，只是投机的商家或慢慢退出市场，留下的人也需在精细化上做。

　　其中，依靠景区发展的乡村民宿还需提质，除了硬件娱乐设施的补充，布草等基础配套也需升级，提高游客入住舒适度和满意率。而没有景区引流的乡村民宿，未来要摆脱周末经济，需将民宿本身打造成一个能留客的目的地产品，将自己做“活”，以民宿为中心向村内辐射，与当地农民的经济发展连接在一起，提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性。

　　值得一提的是，采访过程中陈刚还指出，疫情后若有商家因资金或市场压力退出，会导致村民房子闲置，而可用作民宿的房子租金被炒到高位后，再降下来也会影响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投资人与村民的对接方式也是未来探讨的方向。如陈刚等投资者就更愿意与村集体合作，由村集体作为“中间人”来连接村民与资方，省去团队考察民房及谈判的过程。村集体也需作为审核的“最后一道门槛”，考察资方的投资意愿及可持续性。

　　不过，也有村民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与协商的市场价相比，村集体给出的承租价格吸引力还是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