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促成本轮全球食品通胀

　　 导致本轮粮食短缺与食品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供给方面的，也有需求方面的，更有结构性的，以及政策性的。

　　 据联合国统计，去年全球有9.28亿人陷入严重粮食短缺，每八人中即有一人严重缺粮，有三人每日生活费用至多2美元。今年开年，危如累卵的粮食短缺情势进一步恶化；及至5月，小麦短缺已波及大米价格上涨，食品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

　　 当前，粮食短缺与食品通胀已经超过了2011年，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危情。

　　 自2019年底至2022年4月底，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54%；鸡肉价格上涨了83.4%；玉米价格上涨了108.5%，大豆价格上涨了83.4%。具体来看，截至5月，美国的食品通胀再上升1.2%，已连续5个月迭次升破1%，并已连续12个月加速，达到年增长10.1%，这是自1981年3月以来首次增长两位数以上。肉类、家禽、鱼和蛋的价格大幅上涨14.2%。其中，外卖食品通胀环比增0.7%，同比增7.4%；家庭食品（杂货店或超市食品购买）环比上升1.3%，同比升至11.9%。

　　 同期，英国食品和非酒精饮品价格同比上涨8.7%，为2009年3月来最大增幅。作为全球第二大稻米生产国和第三大小麦生产国，印度食品价格在其总通胀指标中占比高达46%。据野村研究所预计，2022年印度食品通胀将保持在高位，年均增长率超过8%，下半年或超过9%，而去年全年只有3.7%。这仍是在今年预计其小麦和稻米收成不错的情形下的预判，随着印度食品通胀加速，大米价格上涨颇令人担忧。

　　 本轮食品通胀是全球性的，既包括传统的粮食供给短缺地区和依赖外部粮食进口的地区，也包括国际上的粮食主产区或粮食输出地；既包括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富裕的经济体系。食品通胀中，既包含小麦、食用油等，也包含肉蛋鱼禽奶，甚或稻米也正受到联动效应的影响。

　　 导致本轮粮食短缺与食品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供给方面的，也有需求方面的，更有结构性的，以及政策性的。具体来看，主要如下：

　　 一是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条件：温室气体排放与蒸发使得大气中热量累积增速，导致气温升高，吸收更多的大气中的水分，促使地表水过度蒸发、土地缺水而干涸，下雨时，水不会被吸收，而从土壤中流失导致洪水。北美丛林火灾频发，欧亚等地洪水频现，全球多地小麦种植区大面积遭逢干旱，因而大幅减产。

　　 二是新冠疫情防控导致全球运输网络受阻，港口出现塞港，公路运输不畅，加上燃油价格高企导致运储成本高企，带动食品价格上涨。

　　 三是国际粮食贸易萎缩，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俄罗斯、乌克兰等主要小麦出口国减少乃至禁止出口；另一方面经济制裁与反制裁风起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粮油等产品限制或禁止出口，导致全球粮食、食用油等供给减少。

　　 四是化肥和饲料的国际供给缩紧，价格高企，导致减产与提价。

　　 五是肉类需求增长过旺，带动谷物饲料需求，减少了粮食谷物的供给。

　　 六是生物能源需求大量使用玉米，可食用玉米生产受到挤压。

　　 七是粮食储备在新冠疫情的头两年内大幅减少，世界银行在全球83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快速电话调查显示，相当多的人在这一期间用光了食物并已开始减少消费。

　　 应对本轮食品通胀，应保持不可动摇的长期立场。

　　 如果认为食品通胀是发达经济体系的问题，而粮食短缺才是欠发达经济体系的困难，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前者而言，食品通胀是令人叹息的；对后者而言，则是饥饿与死亡。以斯里兰卡为例，连续数月的货币危机和食品通胀，令该国陷入了接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之中；而在欧美，食品通胀同杂货价格飙升使中产阶级的荷包缩水，要求提高薪资的工会活动正在酝酿、发生与扩散开来。

　　 毫无疑问，食品通胀带来的冲击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有社会层面的。这就使得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应对食品通胀的策略选择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也正是保护主义抬头的根源所在。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等所导致的经济制裁与反制裁进行博弈，问题便更趋于复杂。

　　 全球正陷入冷战结束后最为严峻的分裂与冲突中，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从贸易到投资，再到货币，各领域不间断且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的操作，已经威胁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寄望全球在共同应对食品通胀问题上能够达成更为有效的一致措施，甚或形成更为明确的政策目标是困难的。食品通胀在年内仍将走高，更严峻的状况也还没有出现，这也是保护主义盛行起来的直接原因所在。国际社会期盼：印度禁止小麦出口之后，不会再禁止大米出口；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结束，危及黑海航道安全的鱼雷能够尽快开始排除，为尽快恢复俄乌粮油的海上贸易输出创造条件……

　　 然而，这些或许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正如在应对与解决一些地区粮食供给严重短缺问题甚或粮食危机问题上，需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或机构做长期而持续的努力一样，本轮食品通胀亦需要国际社会及主要国家政府付出长期的努力。

　　 食品通胀迫使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系的中产家庭做出适应性调整，部分改变餐食习惯，减少肉类消费，相应增加蔬菜及所谓的非健康食品消费。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食品通胀令人叹息，然而，对于欠发达经济体而言，就意味着饥饿、动荡、冲突与死亡。

　　 近日，粮食期货价格出现回调，油价也有所下行，似乎对于缓解愈演愈烈的食品通胀情势是个好消息。但是，不宜就此断言通货膨胀年内见顶，误判食品通胀年内能够转缓且有所下降。单单是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只是构成了通货膨胀的一个部分，只有当必需食品的批发价格指数相对于一般指数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时，才发生所谓的“食品通胀”。本轮食品通胀是多重危机的产物，其冲击力与破坏性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各国有关方面更应做好充分与扎实的准备，以避免食品通胀的进一步恶化，乃至冲击到社会稳定，拖累整体经济下行，激化国际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