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赛道上，23地被委以重任

　　与此前曝光的30个申报城市和国家级新区相比，共有23个“候选者”最终突出重围。其中，参与申报的3个省会城市最终少了长沙，8个国家级新区少了天津滨海新区，19个地级市也仅剩下10个，而深圳福田区、武汉武昌区等此前未出现在上述申报名单内的城区也一道入围。

　　去年12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拉开气候投融资试点序幕。之后仅不到半年时间，今年5月底，生态环境部透露，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已基本完成评审工作，即将全面启动运行。

　　在碳中和这条百万亿级的黄金赛道上，城市争夺试点的“火药味”十足。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此前透露，“很多申报地方将气候投融资试点列为‘书记工程’或‘市长工程’，一些地方由市委书记亲自参加评审答辩，并全程主持试点方案的编制工作。”

　　为何气候投融资试点如此重要？它又会给城市带来什么？

　　今年夏天，罕见高温再次席卷北半球。早在6月中旬，郑州、西安两市率先迎来连续多天气温超37℃的橙色高温预警，而后，成都接棒，下辖简阳市一度超过40℃。在一片“火炉城市”转移的讨论声中，重庆、武汉等老牌“火炉城市”也热得坐不住了……

　　而在此之前，我国南方多个省份才遭到暴雨袭击。数据显示，自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共出现18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广东、广西的降雨量均达到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之最，多省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遭受洪水灾害。

　　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极端天气正愈加频繁地影响全球城市。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即便人类通过减排实现1.5℃以内的升温目标，气候变化的健康威胁，诸如高温热浪、洪水、干旱和气候敏感性传染病等，仍将在未来数十年内不断增加。达沃斯论坛2021年则将“气候行动失败”列为未来十年最有影响、最有可能发生的第二大威胁。

　　2020年，我国正式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轶颋指出，实现“双碳”目标，要进行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调整，这就需要很多创新型技术和项目做支撑，同时需要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公共资金，气候投融资便应运而生。

　　2020年10月，我国多部委发布，成为国内首个专门的气候投融资政策文件；一年后，随即出台。

　　上述将其定义为“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候投融资与相关概念地关系

　　气候投融资有两个主要的支持范围，一是减缓气候变化，二是适应气候变化；最终目标是通过抑制高碳投资、促进低碳投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目标。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发布的团体标准，进一步列出投资的具体内容。其中，“减缓”包含了产业、能源、CCUS、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和碳汇五方面，“适应”则既涉及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又囊括提升多种生态地区适应能力。可以说，覆盖面十分广泛。

　　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要实现2℃目标导向转型路径，我国2020~2050年间总投资需求将达到127.24万亿人民币，折算到2060年，年均约3.18万亿元。

　　面对百万亿级新赛道，资本的积极性似乎并不算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建红曾分析指出，气候资金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已成为气候投融资面临的重要障碍。据估算，2030年，后平均每年气候投融资缺口约1.3万亿元以上。

　　问题出在哪？业界一种较普遍的观点是，我国气候投融资“不差钱”，关键在于门槛高、回报慢，需要投资方转变认知、政府确立政策导向。

　　而转变的重点，正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意识相对薄弱、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地方层面。

　　面对可能出现的气候风险、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压力测试首先通过试点展开。但问题是，谁能获得试点的机遇？

　　早在上个月，重庆两江新区和青岛西海岸新区率先公布取得试点资格，成为最早“坐实”身份的两个试点区域。当时，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分析指出，两江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优势和绿色金融发展成果、西海岸新区作为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的经验和气候基金的现有规模，是其先声夺人的原因所在。

　　对于部分城市，取得试点资格，也是对其双碳发展领域的一种认可。比如，入围的上海浦东新区和武汉市武昌区，就坐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交易中心和注册登记中心。

　　而对于另一些城市，则肩负着通过气候投融资带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任。对于山西同时入围的太原和长治二市，老工业基地推动绿色转型的任务艰巨，也将是试点的特色之一。

　　此前，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和安国俊二人还曾进一步将试点城市总结为两类：“对转型压力较大的地方来说，重点‘向内’，即筹集资金助力当地转型；对转型压力不大的地方来说，重点‘向外’，即筹集资金助力其他地区转型，气候投融资将成为当地金融发展的新增长点。”

　　总而言之，“差异化”是现阶段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的重中之重。

　　纵观此轮试点，同时涵盖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地域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类型涉及金融中心型城市、科技创新型城市、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移升级型城市以及革命老区。

　　如丁辉所言，由此，试点将能够“探索气候投融资差异化的投融资模式、组织形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

　　而根据目标，试点将通过3～5年努力，基本形成有利于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政策环境，培育一批气候友好型市场主体，探索一批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打造若干个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平台，使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资源向气候投融资领域充分聚集。

　　试点能为地方带来何种机遇？

　　最直接的好处体现在拉动投资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分析指出，试点将能引导境内外气候友好产业落户试点城市。比如，试点打造出“双碳”名片后，承诺在近期需要实现碳中和的五百强企业，将有前来“借光”的动力；而对于招引具有较强发展前景的双碳有关科技项目和团队，当地的金融环境也将是一枚有力的筹码。

　　当然，试点也可能带来更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项目。

　　以适应气候变化为例，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包括水利、物流、城市、自然环境在内的诸多领域都将有望成为新的投资发力点。以水利为例，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在建水利项目达3.18万个，投资规模1.7万亿元，其中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7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4%。

　　根据部分省市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水利投资数据，正在推动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广东，以456.9亿元水利投资额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开展“兴水润滇工程”的云南，得益于列入全国重大水利项目的多个灌区项目，投资额高达300亿元。正谋划平陆运河与湘桂赣粤运河的广西、江西排名尚且靠后，可以预测其还将有较大增长空间。

　　这还不是全部。亚洲开发银行城市和社会部门处城市发展专家陈金强曾在接受时指出，硬基建并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比如，面对两百年一遇的洪水，一些非结构性的措施同样重要，包括预警系统、治理方案等，这些也将是新一轮投资的方向。

　　与“投什么”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一新兴领域，“怎么投”更有效？

　　面对气候投融资参与度不够的问题，试点将有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实现破局。如梁希指出，以碳市场为基础的碳定价体系是推动各行业实际行动的核心要素，气候投融资试点可以根据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率先推出碳汇、配额、自愿减排量、在开发碳资产的相关金融工具和政策工具，有利于活跃当地气候金融细分市场，助力企业开展气候风险管理。

　　此外，在王文看来，试点还有助于让气候投融资与当地发展实际更好结合。

　　从当下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仍由部分高碳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仍然缺乏动态的平衡机制。王文指出，借力试点，地方可以摸索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地方“双碳”目标相结合的方式。

　　比如，不断更新和升级阶段性产业目标规划、明确不同时期政策方向和资金需求、同步更新项目案例库……一步一个脚印，找到平稳发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