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在沪举行 屠光绍

　　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八届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新形势下我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近30位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参会，发表演讲并展开讨论。

　　国际金融3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荣在论坛上表示，本届论坛就新形势下的我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开讨论，需要本着以下几个意识：

　　第一是开放意识，英国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强调开放的社会意义，开放是人类社会的朋友，封闭是人类社会的敌人。

　　第二是大问题意识，伟大的问题产生伟大的答案，时代之问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是前瞻意识，前瞻的洞见产生全球领导力，希望论坛能未来问题导向，面向“十四五”、2035甚至2050。

　　第四是跨界意识，很多答案有可能在问题之外展开。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就强调，金融也许是术，但是大国关系或者国际关系是道，将国际金融放在全球地缘政治等背景下碰撞一下，很多新的洞见就呼啸而来了。

　　第五是科技意识，科技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可能这又是一个新的学科出来了。

　　在开幕式致辞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顾问屠光绍针对金融对外开放提出了八个问题：

　　第一，现在金融开放的国际环境是什么？

　　第二，国内金融开放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第三，怎样看待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

　　第四，如何评价中国金融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五，目前金融开放处于什么样的进程？

　　第六，现阶段中国金融开放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第七，中国如何更多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第八，金融开放总的要求和进程是什么？

　　屠光绍表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一定要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好高水平的金融对外开放。

　　对全球通货膨胀的治理将考验全球金融

　　在“全球经济趋势：通胀、衰退和应对”专题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元春做了“全球滞胀与金融动荡是否并存”的主题演讲。

　　刘元春首先回顾了1979年沃尔克开启美国通货膨胀治理的历史，认为此举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硬着陆，却引发拉美经济出现崩溃。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前的政策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后果？

　　针对该问题，刘元春分析了此次滞胀的特点，导致衰退的特征，推导出了一个逻辑线：不一样的滞胀-不一样的衰退-不一样的金融冲击-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不一样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刘元春说，局部国家的滞胀已经来临，全球滞胀的出现将是大概率事件。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瘟疫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但与战争却有本质的差别。

　　刘元春强调，我们目前看到的局面是：超预期的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俄乌冲突中期化；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因此，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本轮滞胀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表现，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需求端要考虑“量宽的退出——路径设计”、财政赤字的收缩；供给端要考虑劳动力市场调整、结构性改革；而中长期成本问题需要国际协调，涉及到绿色转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务成本、供应链重构成本等。

　　在上述金融现象下，刘元春提出，全球经济和金融硬着陆可能快速逆转全球通货膨胀的形势，从而使本轮滞胀没有想象的那么持久。

　　保障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处置中的话语权

　　在“国际金融规则：意义和挑战”专题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张文才从国际债务的角度切入，谈了自己的思考。

　　一是如何推动形成有效处理债务的机制。

　　过去和当前国际上产生的一些在多边层面进行债务处理的机制，包括巴黎俱乐部、伦敦俱乐部、SIPC、MDRI多边减债倡议、DSSI和共同框架等，但债权人参与的程度不同，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权人参与程度不及发达国家。今后会看到如何对这些机制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对它们进行改革完善，推动形成更加有效的债务处理机制。

　　二是如何使各类债权人公平承担责任。

　　近年来私人债权人持有的主权债权比例越来越高，根据世行国际债务统计，1970年私人债权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仅占25%，2020年这一比重提高至60%。但当前私人债权人进行债务处置、债务减免的参与程度仍十分有限，大大降低了债务处置的有效性。目前多边机构以影响投资、降低信贷质量等为由，不愿参与债务减免。要研究合理可行的债务处理方式，私人债权人、多边债权人都加入到债务处置中来，与双边官方债权人共同公平承担相应责任。

　　三是如何保障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处置中的话语权。

　　当前IMF和巴黎俱乐部仍是债务处置规则体系的核心，掌握着话语权，往往不够重视发展中国家债权人的利益诉求。更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债务国，只能被动接受附加多项限制性条件的处置方式，引发了债务国的抵触情绪。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加强对DSA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可持续发展融资政策等现有国际规则的研究，指出其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并提出妥善修改完善的建议，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债务处置中来。

　　四是如何看待债务数据透明度问题。

　　债务处置需要对债务规模、融资条件等信息进行有效披露，来评估债务国的债务可持续性情况和处理方式。下一步要研究讨论现阶段债务披露的界限，形成能满足债务处置需要，同时符合债权人合理保密需求的方案。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要关注“四大抓手”

　　在“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前景和措施”的专题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表示，2020年底，上海如期实现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战略目标，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需要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新的发展思路。上海市制订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两个中心、两个枢纽、两个高地”的目标。在推进过程中，需要着力抓好四个方面，可称之为“四大抓手”。

　　第一大抓手是国际化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升级版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定位，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科创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协同联动，共同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第二个抓手是制度开放，制度规则的国际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第三个抓手是本地指导。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以人民币金融市场和资产管理为主的金融中心，在拓展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功能方面，一是要协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要扩大“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使用，三是要促进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

　　第四个抓手是面向国际。上海是全球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但国际金融中心更强调国际化程度，而不仅仅是市场体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需要面向国际进行规划，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引进国际优质金融资源、培育本土跨国金融机构、吸引国际化金融人才等，促进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加速汇聚。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围绕“大变局背景下的金融开放”谈了几点思考：更加注重开放的质量和效率，以开放促改革，补齐我国金融改革的短板；充分发挥自贸区在金融开放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以绿色金融为抓手，深化国际合作，寻求多方共赢；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积极参与金融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做好开放与风险防范的平衡，切实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林文杰表示，深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重点关注六个方面：一是要建设富有韧性、更具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第二，要拥有种类齐全、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要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体系；第四，要拥有技术先进、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第五，要拥有国际一流的金融营商环境；第六，要拥有汇聚各方合力的工作协调机制。

　　浦发银行副行长王新浩谈了三点建议：

　　一是加快建设上海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推动离岸账户与国际规则接轨，合理增加货币、股票、大宗商品、保险及金融衍生品、碳排放交易等业务场景，尽快推动上海离岸业务持牌银行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

　　二是加快完善人民币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进一步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完善市场创新、交易、定价、清算等功能，增强人民币金融产品全球的定价权和影响力。

　　第三，加快提升上海全球资产配置能力，进一步丰富资管行业主体，畅通资管投资渠道，更好满足企业与居民跨市场、跨境配置的需求，合力将上海打造成为资管领域要素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强、生态体系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开放型的资产管理中心。

　　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张光平从“中美股市深层次结构高度相似性”这一现象出发，利用最新数学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进行阐释：近十年间，中美股市呈现出深层次结构高度相似性的特点。集中体现为纳斯达克成为美国的动力板，深圳股市成为中国股市的动力板，两个国家股市动力板跟主板引领相似性高达98%。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国际资本的参与。因此，要重视产业政策对股市资金流动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