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ESG为企业提供了更好应对一系列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的行动框架，也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内衡量一家好公司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也在积极践行ESG，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比如，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发布了，提出要“创造商业之上的价值”，其中“构建参与者生态”是其践行ESG的三个重要支柱之一。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为践行ESG提供了独特的土壤。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经济之上，各方生态也活跃地参与到与阿里一起共建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来，阿里巴巴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样本。

　　问题是，平台经济如何构建“参与者生态”？在ESG实践中，构建参与者生态，面临什么困难和问题？如何汇聚参与者生态的力量更好地承担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实现公司治理？

　　对此，阿里巴巴ESG策略负责人、罗汉堂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刘伟，ESG领域专家中财绿指首席顾问施懿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等来自相关领域的嘉宾，在研讨会上分享了精彩观点。

　　数字经济平台是践行ESG的丰厚土壤

　　平台经济正在成为ESG实践的重要力量，并且正在探寻ESG的中国方案，拥有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中国土壤，参与者生态理念应运而生。

　　所谓参与者生态，指的是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商业和生活生态。数字平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运用科技创新和推动参与者生态，可以汇聚多方力量，找到成体系、可规模化、符合公共利益的协作解决方案。与以往仅关注股东、投资者的利益回报不同，参与者生态还囊括员工、消费者、社区、政府等社会层面的参与方，评价一家企业价值，也从单一的利润维度，拓展到其对社会贡献的更丰富层面。

　　阿里巴巴ESG策略负责人、罗汉堂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刘伟表示，在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中，除了股东之外，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为达成各自的目标形成动态的关联共生关系。从诞生之初便连接多方的数字经济平台，天生就擅长聚合生态参与者的力量，建立连接各方的“生态网络”。而且，数字平台上的利益相关者种类丰富且数量庞大，平台企业作为平台生态的关键物种，有义务也有必要参与完善这样一个生态，形成多方合力、共同促进经济繁荣。

　　谈及构建参与者生态对ESG实践的意义，中财绿指首席顾问施懿宸认为，以阿里为代表的中国平台企业，将海外ESG的理论在中国土壤落地，形成参与者生态，在国际上是一种创新实践。施懿宸介绍，首先，参与者生态能够实现经济学上的局部均衡，当前绿色产品难以推广的困难之一是较高的绿色溢价。而平台能够拉通消费者需求与商家供给，实现双方在各自有限资源下的效用最大化，在技术驱动——生产低碳产品——增加绿色消费需求的循环过程中，降低绿色溢价，消费者和厂商都能获益。其次，跨部门参与者的生态体系可以打破商业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参与者生态是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构建的系统，有别于传统商业逻辑，平台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更全面的厂商和监管信息，从而更有效地作出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最后，平台的技术创新应用，可以帮助激励并激励参与者生态体系内的碳排放，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88碳账户，这是国内第一个多场景、覆盖超10亿人的消费者碳账户体系，以“1+N”母子账户的形式呈现，不仅汇集了用户在饿了么、菜鸟、闲鱼、天猫等平台上产生的减碳量，也用激励的方式鼓励用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表示，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数字化、智能化催生的经济形态。我们需要顺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经济形态，并且把它和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参与者生态为此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有利于优化内部约束激励机制，对外承担社会责任，扩展平台经济发展空间。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称，构建参与者生态标志着自传统工业时代以来的所有者主导型经济转向参与者生态型经济的动员和实践。而平台经济在ESG的实践当中构建参与者生态，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经济的一种更为积极的表达。并且，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数字平台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引领者角色，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参与者生态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商业社会的共同选择。构建参与者生态需要聚合各方参与者，其中包括政府机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只有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催生出最大的合力。

　　刘伟表示，作为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已开始探索将商业设计融入公共事务的议题，在业务中推动各方积极响应社会责任。比如，高德导航和北京市政府合作推出了 MaaS平台，鼓励大众使用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并引入碳交易环节，形成减碳——碳交易——获得权益的正反馈和正循环，用户通过高德绿色出行节约的碳量，以公交卡等形式反馈回用户。此外，乡村振兴的实质也是为县域构建参与者生态，完善乡村价值链，帮助当地产品走出去、关键人才走入乡村、加强青少年和职业教育以及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数字政务服务等，从而让乡村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最后，平台通过升级治理能力，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规范和教育，减少和杜绝违法违规的消费行为，也是构建参与者生态的重要手段。

　　在施懿宸看来，在构建参与者生态的过程中，数字平台需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方面，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成本，帮助商品尤其是农产品更好地在城市之间流通，减少中间渠道，做到还利于农民与消费者；另一方面，平台对选品进行把关，选出绿色低碳的产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最后，由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监管标准和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落实。

　　朱克力进一步补充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力量，应主动融入并积极推进经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擎的绿色发展。同时，企业需要对政策要求、社会诉求、市场需求、企业边界风险等外部因素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应争相成为参与者生态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构建参与者生态，是提升企业经济价值的过程，也是促进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常纪文建议，平台可以对每一种产品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和标注，以供消费者选择，尤其是钢材、水泥、建材、玻璃和纸张等碳排放量较高的商品，因为这些工业产品有更高的减碳空间。到2030年后，我国的碳排放总量管理，地方企业的碳排管理越来越严格，会倒逼生产端、物流端以及最终的消费端，都会主动参与平台经济，实现全系统、全过程减排。

　　构建信任是参与者生态的基础

　　参与者生态的ESG实践，是数字平台ESG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我国平台经济参与者生态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在探索ESG路径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挑战。

　　刘伟认为，绿色低碳转型是数字平台当前最大的ESG议题，但在实践中仍缺少两个核心指标，一是商品的碳排放数据。目前，全国甚至全球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仍缺少完善的碳标签信息，例如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数据；二是缺少商品相应的绿色标准。除了白色家电外，更多商品的绿色属性无章可循，导致绿色商品的种类和销量占比低，推进绿色消费的进展缓慢。这也导致了绿色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无法实现有效的增长，转型仍面临现实的困难。

　　他进一步补充道，构建参与者生态从中观层面面临3个挑战，分别是构建信任、创建有效连接和鼓励创新。参与者生态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需要把ESG融入到商业设计中。但这对于具体的行业和部门而言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和参与者一起定义问题，再将问题带到商业设计中，是一起产生新的、更有社会责任的商业结果的必由之路。

　　对此，常纪文提出三个建议。首先是建立国家的平台经济体系，单靠第三方平台的力量远远不够。同时，在各个地区也建立自己的统一平台，结合绿色低碳理念，也符合双循环战略要求。第二是对数字平台进一步规范、立法。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部分平台经济也出了问题，比如圈钱跑路，经营不善倒闭等，需要进一步立法规范，加强监管。第三是平台经济要注重保护个人和单位的数据隐私。

　　朱克力指出，当前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市场需要包容开放的环境。尤其在当前稳经济稳增长的背景下，应消除大众对平台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担忧。其次是平台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生态的创新能力，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数字平台还需要一个科学有序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