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华泰联合证券高元

　　科创板开市历经六载，引领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科技创新。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投行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

　　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高元接受专访时称，投行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在见证科创板创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突破，无论是在展业理念、执业能力、风险把控能力、行业洞察等方面，都在与科创板同步成长。

　　在开市六周年前夕，科创板迎来新一轮深化改革，明确设置科创板科创成长层，并推出6项改革举措，重点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和发展。

　　“助力未盈利企业上市，投行首先要做的是精准识别哪些企业是‘优质’‘科技型’未盈利企业。”高元认为，投行在服务未盈利企业上市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核心技术的领先性以及对应研发活动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合规性，商业化能力的可预期性和可验证性，以及估值水平的合理性。

　　在中国加速发展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投行也在持续转型。高元说，投行业务逻辑向价值发现转变，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业务向更早、更小的优质科技型企业延伸。未来，券商需要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结合多元融资工具，把资源集中于“补短板”领域和“战略新兴”领域。

　　去年以来，“科创板八条”等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的政策持续加码。今年6月18日，科创板迎来的“1+6”制度改革，包括设置科创成长层，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试点引入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制度等。同时，创业板也正式启用第三套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

　　高元称，科创板“1+6”政策精准适配科技创新企业需求，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也为投行服务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伴随着科创成长层的设置、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增强了科创板对优质科技型企业的吸引力，也为投行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业务机会。

　　其中，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对投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元认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要对国际环境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才能看清优质科技企业的发展前景、摸清优质科技企业的发展路径；二是细化对重点行业和整体竞争格局的分析研究，才能准确识别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在整体竞争格局中处于有利位置的优质科技企业；三是全面梳理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与创始人沟通、实地尽调、专家访谈等多种方式筛选出真正的优质科技企业，并为这些优质科技企业提供全面的综合服务，支持和陪伴优质科技企业成长壮大，将优质科技企业带到资本市场。

　　政策持续释放支持未盈利企业上市的信号，但放宽盈利标准的限制，并不等于放宽对上市企业质量的要求，审核层面对企业的硬科技属性、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仍保持高标准。

　　在高元看来，优质的未盈利科技企业，第一优先级是关键核心技术，且应当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在研发投入、研发团队方面，应当具有行业内较高的水平；其次，在市场潜力方面，企业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需要面向广阔市场，且具备明确的商业化路径，所处行业增速处于较高水平，且企业自身在细分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此外，企业经营的合规性与可持续性也是重要考量，例如要求详细披露亏损原因、现金流状况及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等。

　　今年以来至7月18日，7家未盈利企业的IPO申请获得受理，其中6家是在6月份获得受理的，创业板在6月27日迎来了首单获得受理的未盈利企业。那么，未来未盈利企业的上市趋势如何？

　　高元认为，未来，随着支持未盈利企业上市的政策逐步落地，将有望出现更多典型案例，更多具备核心技术的优质企业，将有机会在资本市场获得创新发展的重要资金支持，从而迈向跨越发展之路。

　　在A股市场提高上市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同时，今年以来港股IPO热火朝天，A股市场并购重组活跃度也不断提升，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于今年港股IPO走热的原因，高元称，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美联储降息、南向资金与外资净流入，港股流动性和市场信心显著改善。加之内地和香港监管部门发布多项支持性政策，为A股和中概股赴港、回港二次上市或双重主要上市创造了机会，进一步丰富了港股市场的优质企业标的。港股凭借其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灵活的上市制度以及国际化的投资者群体，成为企业融资和全球化布局的重要选择。

　　根据Wind数据，今年以来至7月17日，香港市场共有51只新股上市，共募集资金124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大涨约6倍，已超越2024年全年集资额。

　　与此同时，A股市场并购重组也不断升温。高元称，并购行为日益趋于理性，围绕主业整合及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的市场化并购案例明显增多。

　　“未来并购市场中，产业整合与产业转型升级逻辑将更加鲜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回报投资者的诉求将更加明确，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对待重组将更加审慎，上市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整合也将会有更多尝试。”他说。

　　关于未来在并购重组方面的计划，高元称，华泰联合证券将继续聚焦新质生产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持续深耕，从A股资本市场的历史来看，IPO节奏和并购活跃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跷跷板效应”。那么未来是否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还是可以并肩发展？

　　高元认为，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符合国家战略、鼓励科技创新的产业并购日益成为并购重组的核心驱动因素，并购重组市场与IPO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

　　“无论是并购重组、IPO还是其他的融资方式，都是企业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作出的选择。当下，并购重组和IPO并肩发展，共同服务于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本市场工具。”他说。

　　在注册制大背景下，投行逐渐由单一的承销保荐，向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演变，从中介属性向全产业链的服务模式转变，同时面临着强监管。

　　“提升对科技企业的服务能力，需要我们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赋能。”高元称，一是要加大对早期、高成长性、硬科技企业的服务投入，真正下沉到产业集群，从资本市场入门、规范运作咨询、融资财务顾问开始提供服务；二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好上市后的企业整合等资本市场服务，为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提供专业支持。

　　那么，投行挑选项目的标准有何变化？高元对称，除了满足硬性的上市标准以外，企业还需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专注主业的持续战略、良性的投资者回报机制等。

　　科创企业高研发投入、技术迭代快、估值定价方式多样，对投行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高元称，为科创企业定价，要求投行深刻地理解板块定位、发行人和所处行业的特点，准确甄别资产价值。投行要将产业思维贯彻到项目执行、发行承销的全产业链过程中，将研究定价工作前置，同时通过一单单的实践培育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群体。

　　过去六年，科创板推动下的投行转型是注册制改革的重要实践，投行通过在业务逻辑、核心能力、合规风控等多维度的调整，逐步适应市场化发行的要求。

　　“六年来，投行业务逻辑向价值发现转变，进一步将资源向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倾斜，挖掘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企业；投行的核心能力向专业化、市场化升级，持续提升定价能力，建立更严格的尽调标准，更严格的合规风控，以应对‘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挑战。”高元说。

　　他同时称，投行的组织模式与协作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调整升级，投行不断深化跨部门协同，提升全业务链服务能力，并建立了更加细分的行业团队，通过对战略性新兴领域的探索和深耕，成为细分领域的行业专家，从而为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设计。

　　新“国九条”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措施，对投行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元认为，未来，投行要进一步回归本源，通过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更加严格的标准，站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第一道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