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遇刺 日本或以军备为突破口加快“普通国家”进程

　　 当地时间2022年7月8日上午11时30分许，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京都府奈良市街头进行助选演讲时遇刺，终因伤势过重于当日17时3分不治身亡，终年67岁。作为当代日本政坛代表性人物，安倍不仅拥有“一门三首相”的显赫家世，更获得了战后最年轻、日本历史执政时间最长首相等现象级标签。他的遇刺身亡虽然意味着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但其通过长期执政确立的一系列政策框架理念，仍将对日本未来内外政策产生影响。

　　 首相安倍对华政策

　　 安倍遇刺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顾其两度拜相期间的对华政策与态度，安倍确实曾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做出了有益贡献，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日本新生代右翼鹰派保守政治人物在对外政策方面既强硬而又极度务实的双重特性。

　　 虽然在2006年初任首相时，安倍曾通过访华“破冰之旅”推动因小泉纯一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陷入停滞状态的中日关系迅速回暖；二度出任首相期间，安倍亦曾以2018年访华为契机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但需要明确的是，安倍两度改善中日关系既不意味着他是所谓“亲华”政客，也绝不代表其不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与对手，或认可中国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两度改善中日关系，还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亦或是奉行“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理念，安倍对华政策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即力图通过修改现行宪法、否认侵略历史、大力扩充军备等手段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成为“普通国家”最终战略目标的本质不会变，其中充斥着的以冷战思维和价值观偏见为代表的保守底色亦不会变。既然安倍能够将一溜小跑会见普金、觐见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等“有失国格”的外交行为解释为遵循“为国家和民众舍弃面子”的“君子豹变”原则，那么便不难理解其在对华政策上一面应承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试图继续搭中国快速发展便车，一面则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并尝试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态势的“两面人”行径。

　　 前首相安倍对华态度

　　 如果说以首相身份执政的安倍需要在兼顾各方平衡、考量诸多利弊的前提下慎之又慎地开展政治活动，那么自2020年辞任首相后，安倍的政治活动则更多反映本心，是其真实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正式卸任首相的一个月内，安倍不仅先后以向“英灵”报告辞去首相职务、表达对“英灵”的崇敬和缅怀为由两度参拜靖国神社，还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独家专访时声称正是自己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的鼓动，才使得后者在任期内采取了对华打压政策，更委托“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泉裕泰在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上致悼词。在卸任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原形毕露，接连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对华挑衅，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极尽挑唆之能，从中不难窥见安倍深入骨髓的右翼鹰派保守底色及对华险恶用心。

　　 在此后直至遇刺身亡的时间里，除了继续通过在日本战败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等举动宣扬其错误史观外，安倍还试图以派阀大老身份长期对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日本内外政策施加影响。2021年11月11日，安倍重新加入自民党最大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并担任会长。凭借这一坐拥近百位议员、能够对首相人选产生主导作用的有力身份，安倍不但在修宪、强军等议题上态度强势，更提出了以同美国实现“核共享”为代表的激进主张。在涉华问题上，安倍亦愈加肆无忌惮，口无遮拦。以关乎中日双边关系根本的台湾问题为例，在今年4月刊登于美国《洛杉矶时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中，安倍将台湾问题与俄乌冲突相提并论，唆使美西方国家进一步介入该问题的意图十分明显。

　　 安倍遇刺后日本内外政策走向

　　 安倍在日本政坛拥有的举足轻重地位，以及其凭借长期执政为日本留下的诸多“政治遗产”，无疑是其遇刺身亡事件可能对日本国内政局及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国内政局方面，日本历史上向来不乏借“命案”加速推进相关政治进程的案例。1999年，广岛县县立世罗高中校长石川敏浩因无法完成县教育委员会下达的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在入学式、毕业式等仪式齐唱《君之代》的指令自缢身亡。受这一“命案”影响，原本对国旗与国歌法制化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势力最终与保守势力妥协，于当年通过《国旗与国歌法》，实现了保守势力长期求而不得的政治夙愿。鉴于此，在参议院选举投票在即的敏感时间点，安倍遇刺身亡这一重大事件可能为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争取到更多“同情票”，从而为其夺取更多席位，甚至达到修宪门槛提供助力。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姑且不谈日本成功修宪并引发对外政策激变，安倍遇刺身亡不仅可能使其国内拥趸及国际“友人”继续坚定推进其“自由开放的印太”“价值观外交”等“外交遗产”，从而为美国实现“北约亚太化”进程等提供便利，还可能通过加剧日本政坛右倾保守化的内外政策传导链条加速其对外政策变化，使其进一步以强化军备为主要突破口加快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普通国家”进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下，上述可能性无疑会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形势，甚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