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第一城，这次全都要

　　不久前，深圳举行“工业上楼”厂房空间建设签约仪式时透露，将按照每年建设不少于2000万平方米，连续5年向企业提供“工业上楼”的高品质、低成本、定制化产业空间——这相当于每年增加2个蛇口工业区的面积。

　　有分析指出，并非所有制造业都适合“上楼”。从现阶段深圳发展实际来看，“工业上楼”园区多以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医疗器械、新材料等产业为主，要求入驻企业的制造环节具备轻设备、轻污染、轻振动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将推动制造进一步走向高端。

　　但这并非深圳制造业转型的全貌。

　　几乎同一时间，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在龙岗调研制造业企业发展，提出要“充分认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龙岗是深圳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聚集区域，以“三来一补”形成的珠宝、家具、服装、眼镜等加工产业，构成了当地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全国“工业第一城”，此前几年间，关于深圳传统制造业“腾笼换鸟”的声音不断，其与上海、苏州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而今年发布的一份显示，深圳传统制造业外迁仍在增多，2016年整体迁移23家，到2020年增长至190家，去年略回落至154家。

　　新的部署下，一向以新兴产业引领者形象示人的深圳，将如何回过头去，继续拥抱“传统产业”？

　　最近，深圳发布三季报数据，GDP同比增长3.3%，在前十位城市中仅次于武汉。其中，工业经济贡献了强劲拉动力——数据显示，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2%、工业投资增长35.1%，均在前十城市中靠前。

　　工业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意味着深圳此前的一系列部署成效初现。但若看细分行业数据会发现，更为深度的产业调整，正在深圳工业发展中推进：

　　一方面，汽车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深圳今年加码布局的产业，均得到较快速的增长，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甚至达到105.9%；但另一方面，作为深圳的“看家本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仅为3.9%，成为二产中“拖后腿”的行业。

　　这已经不是深圳“长项”首次出现增速放缓。

　　统计显示，在经历数年两位数高速增长后，2019年，深圳计通设备制造业增速已然降至5.5%；2020年，疫情影响叠加下，该行业前11个月增加值增速进一步降至1.6%。到2021年，在全国制造业大盘回暖情况下，深圳该行业增加值增速也仅回升至2.3%。

　　一方面，受运营成本等因素影响，加工部门外迁，按下行业减速“启动键”。根据上述，2019年恰是外迁制造业企业数量突破100家的重要节点，且所属行业主要为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从10年前的富士康到5年前的华为，则显示出外迁企业的特征：通常为大规模生产、且聚焦于加工组装环节。

　　另一方面，疫情又带来新的难题。特别是今年，不少专家认为，由于深圳现有计通设备制造业对外依赖度过高，在全球供应链冲击、技术“卡脖子”问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业链更多环节受到波及。

　　此前，哈工大针对深圳超过200家企业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深圳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疫情冲击的焦点恰恰是深圳经济效率的重要

　　要知道，计通设备制造业是深圳第一大产业，行业增速放缓，对深圳影响不可谓不大。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计通设备制造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61.4%。粗略计算，计通设备制造业贡献了深圳近23%的GDP。

　　换句话说，深圳工业结构呈现明显“一业独大”的现象，调整势在必行。

　　今年5月，深圳再提“工业立市”，上一次深圳类似布局已是20年前；6月，出台，规划布局“20+8”产业集群，在进一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同时，勾勒了一个更为多样化的产业格局。

　　眼下，以汽车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优势正在出现。与此同时，深圳开始将目光瞄准传统优势产业。

　　多位专家提到，在效率至上的理念下，深圳过去对以电子信息为首的新兴产业强调有余，相应产业政策也多有倾斜。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传统环节的企业逐步外迁。一定程度上，这也源于深圳自身发展条件所限：在有限的土地和相对较高的各类成本约束下，传统产业不得不向外寻求更适宜其发展的空间。

　　而对于这道让传统产业走还是留的选择题，深圳正开始向后者“转向”。

　　事实上，尽管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通常是外界认知深圳的第一印象，但在那之前，深圳就曾在“三来一补”和“贴牌加工”下，构建起包括眼镜、服装、钟表、珠宝等多个传统产业集群。

　　本地媒体曾作过梳理：深圳眼镜年产量超1亿副，约占全球高端眼镜产量50%；深圳内衣占据国内内衣高端市场60%份额；深圳全年黄金、铂金制造加工量约占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物销售量90%；深圳服装在中国重点城市的市场占有率超60%；全国钟表行业12个中国驰名商标中，深圳占据8个，全国钟表10强企业中，深圳有6家。

　　与其他依靠传统产业而形成的聚集区类似，在深圳，水贝珠宝、横岗眼镜、南油和新白马服装批发市场同样声名在外。

　　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看来，这些传统产业不少是“大产业”“纳税大户”，能够构成当前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特别是在稳就业、稳增长要求下，应当重新加以认识和界定。

　　当地关于“新树扎深根”和“老树发新芽”共同推进的声音也在增加。在分析“20+8”产业集群规划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就曾指出，传统优势产业没有被遗忘，比如服装、眼镜等，生产这些不仅增加了某些园区在深圳的知名度，更是增加了深圳在全国的知名度。

　　从需求侧来看，这些传统产业对于深圳现阶段发展还有另一重价值。

　　当下，全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压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提上日程，关键的一点是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提到，传统产业对应着大量消费需求，特别是随着整体需求结构变化，此部分需求将发挥更强的支撑作用。由此，有效推进传统产业的发展，将关系到整体经济的更合理、健康运行。

　　深圳“纠偏”，还向外传递出一层信息：传统产业不应被笼统地理解为被“淘汰”的对象，有必要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曹忠雄指出，过去对于传统产业，存在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解方式，将其与低端、低附加值划等号。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包含高端和低端的发展方式，新兴产业也包括了传统环节，而传统产业、传统环节也可以更高端的方式发展。

　　结合深圳现实情况，应对传统制造业的“去留”问题，比起“一刀切”的答案，更精准的发展策略急需出炉。

　　高端环节、高端领域在深圳仍应保有一席之地。如曹钟雄所说，在深圳发展传统产业的总部经济，可以发挥城市名片的作用。此外，还包括研发环节，涉及数字化工厂、研发型制造的高端生产环节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攻克的“卡脖子”环节，比如钟表制造领域的陀螺仪；另一些则需深圳发挥“数字大脑”的功能，支撑其他迁移到内地甚至全球的环节发展。

　　在此过程中，传统产业、传统环节还能反哺新兴产业。

　　曹忠雄提到，日韩新兴产业的供应链企业，不少前身就是传统产业。比如，碳纤维企业可能是从化工或者服装行业转型而来，最出名的企业之一就是做涂料的东丽；再比如，以食品工业发家的味之素，用制作味精的类树脂副产品生产的ABF材料，能够被英特尔用作半导体绝缘材料。

　　“能不能通过发挥我们传统产业优势，通过转型生产高精尖模具等，为终端电子信息产业打破一些‘卡脖子’问题？”他指出。

　　此外，传统产业在谋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能成为新兴产业的应用市场。而在二者促进下，还能产生更多“数实融合”的应用场景，比如智能化装备制造、高端传感器、数字化平台等。

　　林江将此类传统产业称为“中间产业”。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傻大笨”产业，又还称不上新兴产业，恰好能成为深圳推进“工业上楼”的“目标产业”。

　　反观一些高精尖的新兴制造业，对生产环境的温度、湿度、震动情况等要求较高。他曾考察欧美国家的集成电路制造厂，大都位于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区域。位于都市环境中的“高层工厂”，反而更适合一些传统产业入驻，并且在当地消费带动下，还能实现进一步转型升级。

　　深圳较为成熟的服装产业就是一例。林江提到京都的服装厂，尽管仍是传统的“前店后厂”生产模式，但由于工厂本身已经打造出服装品牌，全球游客会慕名来此购物。通过与城市旅游业结合，他们能够维持精细化、限量的生产模式，这也更符合此类产品定制化、个性化需求。

　　“我们既要关注南山、前海，也要关注龙岗、宝安。”林江认为，更坚定地推进“两条腿走路”，将是当下深圳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