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关键因素

　　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年内已累计加息6次，本轮加息速度创下1981年来新高，且最近4次更是每次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美联储如此激进的加息节奏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达到市场预期的利率峰值还有多少空间？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两国利差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倒挂现象，这是否会减少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有何影响？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

　　陈李表示，考虑到两国经济增速拉近以及美联储加息周期步入尾声的预期，未来短期6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没有太大的贬值压力，而中长期来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谈美联储本轮加息：预测还有125BP空间

　　美联储本轮激进加息的背后是美国通胀持续高企，谈及此次通胀的诱因，陈李对

　　从供给端来看，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参与意愿下降，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期间，绝大多数美国公民能享受到财政补贴，并且面临消费场景缺失，被迫在2020~2021年做了储蓄。因此，部分劳动者并不着急立刻回到劳动力市场，同时弹性工作方式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劳动力的供应。

　　此外，陈李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并且由于疫情影响加强对边界管制，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劳动力的供应就减少了，导致劳动价格上涨。

　　另一方面，除了劳动力，能源、粮食等也都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俄乌冲突自然影响到小麦出口，造成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价格上涨。

　　在需求层面来看，2020~2022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5万亿美元扩大至最高9万亿美元。“货币学派认为价格是一个货币现象，放了这么多钱出去，总要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股票、土地、商品等。这次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多放货币刺激了需求，进而带动了商品价格上涨。”陈李对

　　随着美联储大刀阔斧地加息，美元变得更为强势。这对其他经济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国际资金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存在着“三元冲突”，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指出，若资本市场是开放的，汇率完全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目标是不可兼得的，这也意味着利率和汇率有时只能二选一。

　　“美元作为全世界货币的锚，其他国家应对美联储加息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要么与美联储同步加息，甚至加的幅度更大。”陈李说道，并且向

　　比如日本，该国选择了保持国内利率，“牺牲”了汇率。2022年整个亚洲汇率最受关注的就是日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2021~2022年期间，日元对美元贬值了50%，这是40年来日元的第三次大贬值。

　　过去40年里，日元的两次大贬值给整个亚洲和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而这次日元大幅贬值也对周围造成压力，不过考虑到美元强势快要结束，以及日本新的央行行长12月份上任，一些制度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消除、消散，目前看起来日元汇率的危机有所好转。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场讨论中多数声音预测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正步入尾声。美联储11月议息会议纪要中也透露，相较于放缓加息力度，美联储官员开始更多关注于提高本轮加息周期的利率峰值来遏制通胀。

　　在陈李看来，联邦基金利率预计将提高至5%，即相对目前还有125BP的空间。从加息节奏来看，陈李预测为12月加息75BP，明年1月和3月各加25BP。“短期内依然要保持较大的加息幅度，最大好处在于能够管理通胀预期。因为市场上很多价格上涨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因此如果12月加息幅度大一些，反而是能抑制这种通胀预期，让通胀更快下跌。”陈李对

　　谈影响汇率因素：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两国利差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倒挂现象，并且今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开启一波贬值行情，接下来人民币汇率将呈现怎样的走势？

　　“考虑到美联储加息进程已处于后半段，国债利率也将反映这一预期，中美国债利差可能不再扩大。另外，美国明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会放缓，两国经济增速也将拉近。因此，未来6个月内，人民币汇率没有太大的贬值压力。而中长期来看，利差不是关键，最终影响汇率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经济增长潜力。”陈李表示。

　　谈及明年经济增长的动力，陈李坦言，2023年我国面临的挑战或许会更大。例如，房地产销售作为房地产投资的最先导指标，销售金额仍在下滑暂未企稳；基建、出口明年都将面临着高基数，并且欧美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出口下降，加上疫情影响消费场景缺失，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正因如此，“我国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必要”，陈李对

　　另外，陈李提到，海外制造业回流值得关注。“过去两年我们和全球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我们紧密挂钩全球经济的表现之一，但在2023年我们需要警惕一个风险。”

　　陈李表示，欧洲和美国号召所谓制造业回流，这两年无法实现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资源价格太高，不可能在一个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价格都很高的背景下让制造业回流欧洲或者美国，尤其是美国。而到了2023年物价水平回落了，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可能下行，便具备了一部分条件。

　　“我们非常担心欧洲和美国，尤其是美国采取干预产业资本流向的措施。美国通过主动干预信贷来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地。2022年意大利新增银行贷款100%都是由政府信用提供背书，这个数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和美国开启更加积极主动的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产业资本回流，这样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制造业线年下半年回流，对中国挂钩全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值得我们警醒和关注。”陈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