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保护

　　主持人：商文江*

　　与谈人：孔祥俊** 刘文杰***

　　主持人语 “剑网”专项行动顺利开展二十年以来，给予网络盗版沉重打击，有效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扶正网络社会风气；对互联网平台的义务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推进网络产业健康良性发展。在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网络治理中平台责任的司法尺度，持续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2025年7月31日-8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管理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网络保护与发展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值此大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了中国网络保护二十周年特刊，其中专家视线选用了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孔祥俊本次圆桌论坛在商文江的主持下邀请两位知识产权领域知名专家，系统性地探讨网络时代保护的平台责任、避风港制度的理解与适用等前沿法律问题，为新业态新模式下网络司法保护规则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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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文江：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网络著作权保护规则重构，构建了以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制度为核心的网络著作权保护体系。随着数字科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新兴技术和应用层出不穷，使传统的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面临诸多挑战。网络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避风港制度是否还适用于当下复杂多元的网络生态系统？

　　孔祥俊：避风港制度诞生于互联网发展初期，旨在应对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特殊挑战，建立权利保护的解决机制。这一制度通过合理限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以实现权利人权益保护、网络平台健康发展以及公众信息自由之间的平衡。

　　大型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生态确实发生深刻变化，内容的规模与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大型平台每天用户上传内容数量巨大，依靠人工监控处理并不现实。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可以提高监测能力，但存在误判、过度屏蔽的问题，随着大型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网络生态已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内容的规模与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大型平台上每天用户上传的内容数量巨大，平台难以进行人工监控。避风港制度的基本逻辑，即权利的限制性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适度免责及公众知识信息获取自由，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该制度所体现的利益平衡仍然是网络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

　　在全球网络治理的框架中，“通知删除+豁免责任”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是网络保护的主要模式。各国普遍采取通知删除模式，通过权利人的通知启动平台的内容移除义务，而非平台进行主动审查。这种模式不仅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广泛运用，也在自由贸易协定中频繁出现，其稳定性和有效性得到了长期的验证。

　　当前，在处理网络著作权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网络著作权规则中的避风港制度是否需要在立法上进行变革；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变化时，司法是否应当主动求变甚至创新规则等等，这些问题亟待我们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双重视角加以剖析与阐释。

　　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二元视角分析，避风港规则并未到需要改变的时候。与欧盟相比，我国的网络保护规则强调通知删除和适当免责，同时又在制度设计中考虑产业政策与公众利益，形成了各方利益平衡的中国特色。虽然保护权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但促进产业发展以及保障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仍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当前的算法、过滤技术远没有达到精准定位的程度，是否还涉及合理使用等复杂问题，现有技术达不到替代人工判断和颠覆避风港法律基础的程度。现行网络规则总体上符合保护实际，通过立法改变避风港等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大。再者，司法奉行的是解释论，必须以守法为前提，所行使的是一种法律适用的判断权而不是法律的创制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红旗标准”“具体过错”等是立法的定位和刚性标准，是立法者确定的权利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风险承担和责任大小的法律界限与定性标准，不属于司法可以任意废弃的对象。

　　刘文杰：“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仍然适用于网络保护，这一基本判断也在“剑网”行动的开展中得到印证。2005年起实施的商文江： 我国网络著作权立法对避风港制度的设计，虽借鉴美国制度但逻辑不同，体现了对产业政策与公众利益的考量和重视，具有中国特色。近年来，部分法院在裁判中强化网络平台的主动审查义务，尤其是增加网络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对内容的过滤要求，背后动因值得探究。将平台过滤义务与“应知责任”挂钩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否构成对立法的突破？我们应当如何回归立法本意，去准确理解和适用避风港制度？

　　孔祥俊：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在网络著作权治理中，有权利人对网络平台提出主动审查和过滤的要求，成为当前争议的焦点。权利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平台应肩负起更大的主动审查责任，以遏制行为的发生。平台方面则担忧，此举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并可能增加误判的风险，损害用户权益，进而影响到公众的信息表达自由。这种利益对立在司法裁判中表现非常明显，虽然承认平台技术进步，但仍维护避风港原则，以保障产业发展与人利益各得其所。与美国强调创新自由、重视产业发展因此长期维持避风港制度不同的是，欧盟更重视对的强保护，这种强监管模式我国互联网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仍需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升产业优势。在维护法律制度的基本准则与目标的同时，严格遵循避风港原则所规定的限定责任和基本逻辑，以审慎渐进的方式应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挑战，在权利人、平台与公众之间达成利益的平衡。司法可以创新，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守护立法初衷，践行网络时代的法治理念。

　　刘文杰：“避风港规则”的核心目的在于合理分配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防范职责，推动二者间在防范和打击上的协作。“通知——删除”规则正是基于这一宗旨而设立的。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过错从而构成间接时，也需要从这一宗旨出发。因此，更要注意的是“通知——删除”规则本身暗含“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负有主动的审核义务”，这一原则已经得到司法解释的确认。由此出发，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或“应知”，都是指对具体材料的知情。这里的知情包括两项要素，一是对材料内容有了解，二是容易判断材料的性。目前，一些判决采用“概括性知情”标准认定“应知”，这与“避风港规则”的精神存在一定的矛盾。

　　谈论“避风港规则”，需要避免这样一种误解：该规则是偏向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没有顾及人的利益。相反，“避风港规则”在整体上正是对互联网产业提出的保护要求。法律是平衡的艺术，避风港规则是综合平衡权利人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代表的产业发展及技术创新要求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结果，努力兼顾这三种利益。过分强调保护某一方的权益，牺牲另外两方利益，并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以当前讨论较多的网盘服务为例，其中既涉及平台方商业利益，也涉及用户隐私保护及因用户分享可能侵害到的人利益。如何处理这一服务模式所引发的问题，仍应回归“避风港规则”的本旨及其制度架构。网盘服务虽然也是一种网络存储服务，却与公开性信息存储服务存在明显差异。如我国多家法院所认定的，相对于一般信息存储服务的开放属性，网盘服务提供的是一种私密性存储，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硬盘服务，只不过这里的硬盘是在云上而已。不可否认，网盘服务商拥有窥探用户存储内容的技术能力，但却没有实施这一行为的权利。而正是因为服务商属于掌握技术优势一方，法律更要严格禁止其擅自查看用户存储内容。即便难以避免有些用户存储内容，但相对而言，允许网盘服务商破门而入的害处更大。在围绕网盘服务发生的争议中，我国已经有法院指出，网盘服务并不是信网权条例第22条所指的信息存储服务。信网权条例中规定的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强调的是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公开性和分享性是这一服务的本质特征。而网盘服务主要用于个人文件存储与备份，并未设立统一的公共分享空间，亦未设站内，其本质特征是私密性和封闭性，因此不具备信网权条例第22条规定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本质特征。且相较于其他将信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信息网络发布平台而言，网盘更加具有私密性的特征，网盘用户所拥有的账号下的存储空间，可以视为用户个人电脑、手机等硬件物理设备存储空间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

　　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必须遵循立法、司法与执法的各项要求。与此同时，法律解释操作和司法实践亦需要为技术与商业创新保留充分空间。在适用“避风港规则”时，仍需秉持立法的初衷，在权利人、平台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确保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并推动必要措施的正确执行，以实现共赢。

　　注释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北京互联网法院京0491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京73民终1680号民事判决书。

　　2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苏01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苏民终1514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