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普利兹克奖得主弗朗西斯•凯雷

　　1983年，“华人之光”贝聿铭以其耀眼的现代主义建筑获得了普利兹克奖；1999年，“高技建筑先驱”诺曼·福斯特斩获了这一建筑界的最高荣誉；2004年，“线条女王”扎哈·哈迪德成为了首位获普奖的女性建筑师。

　　今年，“名不见经传”的西非建筑师弗朗西斯·凯雷，用乡间的黏土重塑了人们对于“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想象。他的作品罕有五彩夺目的玻璃与金属，全是西非乡间的黏土；没有天马行空的曲线与弧度，只有实用的红砖木柱和铁架；没有卢浮宫那般瑰丽壮阔，却是当地人惬意的居所。

　　作为非洲第一位普奖获得者，凯雷长期在充满着限制及边缘化的环境工作。他使用地域材料建造出了超出建构本身的现代建筑，以设计为锚点改变了社区发展方向，证明了建筑可以超出其使用功能，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他的作品映射出疲惫不堪的当下，那些执着的、珍贵的、还在坚守着的“英雄理想”。

　　
 

　　弗朗西斯•凯雷 图源：受访者提供

　　“对我而言，建筑就是生活发生的地方，肩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聚焦建筑物本身，却忽视了建筑所处环境的瞬息万变。我们需要建造的居所，应该是一个可以相互慰藉、相互‘庇荫’的地方，人们可以从那里获得自豪感，以及持续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凯雷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正如普奖评审团评价的那样，“凯雷在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开创可持续发展建筑。他既是建筑师也是服务者，通过美丽、谦逊、大胆的创造力，清晰的建筑语言和成熟的思想，改变了地球上一个时常被遗忘的地区中无数居民的人生。”

　　1965年，凯雷出生在布基纳法索的甘多。缺水、贫瘠构成了凯雷童年记忆的底色。“那时，我们整天为了食物和饮用水奔波。”凯雷说。

　　甘多村就像一个大的社区，居民生活淳朴，相互照顾，一起建造房屋。儿时充满温情与亲近感的社区生活，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凯雷的建筑理念。

　　在这个“往来皆白丁”的村庄，凯雷是幸运的——他是村长的儿子，也是村里第一批有机会读书的小孩。七岁那年，凯雷便“背井离乡”二十多公里去到城里读小学。在一栋水泥建造的教学楼里，100多名学生挤在狭小的教室，又闷又热。

　　假期期间，凯雷回到家中，祖母会在光线微弱的房间讲述古老的故事。“所有人紧紧挤在一起，房间里回荡着祖母的声音，也将我们包围其中。她会招呼我们靠得更近一些，形成一个安全的所在——这是我对‘建筑’的第一次感知。”凯雷回忆道。

　　假期结束时，凯雷挨家挨户告别。女人们掀起衣角，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贴身的硬币给年幼的凯雷，这在当地文化中代表着祝愿，也承载了全村对于凯雷有朝一日学成归来的希冀。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凯雷的脑海里。“她们一无所有，却依然努力支持我的梦想。”凯雷说。

　　
 

　　弗朗西斯•凯雷 图源：受访者提供

　　1985年，就像保罗·柯艾略笔下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一般，凯雷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求学之路，在德国柏林勤工俭学。来自穷乡僻壤的他，白天学习制作屋顶和家具，晚上则恶补课程。在经历漫长的艰辛之后，凯雷在1995年得以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并于2004年获建筑学高级学位。

　　求学的艰难，凯雷很少提及。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巨大的文化及贫富差异，宛如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他面前。无数个柏林的深夜，凯雷遥望着南方的苍穹，感到身心俱疲，唯有返回家乡、重建家园的梦想支撑着这个来自西非的异乡人。

　　回到布基纳法索，回到甘多村，回到没有霓虹闪烁的地方，在那里建造起一座座如避风港般的学校，是凯雷最为朴素的梦想。在柏林读书期间，凯雷废寝忘食，通过不断的宣传募捐，终于凑齐了五万美金。“我那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用这些钱在甘多建一所全新的小学。”凯雷说。
 

　　当凯雷欣喜地回到甘多，计划用黏土建造一所小学时，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黏土本是当地穷人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很难承受雨季的暴雨冲刷，在当地人看来，既不耐用，也不“高级”。用黏土造房，听起来简直就像“乌托邦”。所有人都期待凯雷带着欧洲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返乡，凯雷却主张用当地廉价的材料建造学校。“这就是你在欧洲所学的成果？”“用黏土建房，还不如下地干活。”一时，周围的质疑声四起。

　　怎么证明黏土的可行性？凯雷连夜用黏土砌砖搭了一个拱顶。天亮时，他站在顶上大喊：“乡亲们，相信我，一起干！”村民们半信半疑地走上拱顶，一边试探着一边走动，然后跑跳，最后对着凯雷大笑……

　　“通过混入一定比例的水泥，压制成型，这样的黏土砖不仅强度更高，还能有效地聚集和散发热量，这比造价更高的水泥更适合甘多的环境。”凯雷说。

　　在凯雷的辛苦游说之下，全村的居民都被发动了起来，开工那天，男人们光着膀子搬砖砌墙，女人们顶着陶罐排队支援……

　　人力问题解决了，但更多难题接踵而至。如何在带走太阳热量的同时，充分利用光线？怎么在没有空调制冷的情况下，保持室内的凉爽和通风？凯雷因地制宜，设计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双层屋顶、热质量、风塔、间接照明、交叉通风和遮阳室……这些临时的、具有高度表现性的建筑词汇便是他的核心策略。

　　
 

　　甘多小学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没有其他现代化系统支撑时，凯雷结合传统工艺，成功打造出了最“在地”的建筑。在凯雷看来，“很多知识和经验，早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了，你需要的只是去学习改进。”

　　事实上，让全村人一起参与建设，寄托着凯雷更为长远的目标：通过甘多小学项目，让年轻人学习建筑知识与技能，并留在当地，帮助社区一起成长起来。

　　后来，甘多小学如同一个超级引力场，给当地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改变——村子里受教育的学生，从 120 人增加到 700 人；教师宿舍、校区、图书馆相继扩建……凯雷认为，这一切都是“社区的力量”。

　　甘多小学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非洲那些远远被抛在现代城市建设之后的村庄。在凯雷眼中，“甘多小学是一座没有西化的现代建筑。”

　　凭借这次探索，凯雷在2004年获得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奖项之一，阿卡汗建筑奖，这令他在建筑界声名鹊起。

　　顶尖建筑事务所纷纷向其投来橄榄枝，各国投资人也向凯雷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欧洲从事一些大型商业建筑项目。面对眼前一地的“六便士”，凯雷最惦记的还是家乡的月亮。他婉拒了投资人的邀请，回到家乡，开启了一场更为庞大的“建筑试验”。

　　“甘多设计”初步奠定了凯雷的建筑理念——用最易获得的材料及当地工艺，改善人居环境，激活社区，提升社区凝聚力。之后几年，在凯雷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甘多设计”在当地推广开来，并运用到小学、孤儿院、中学、专科学校、医疗中心……

　　就像当年那些从衣角掏出硬币的妇女一样，凯雷将他的所思所学，不遗余力地抛洒在这片土地。“我希望年轻人可以重返家乡，让社区重新焕发生机。”凯雷说。

　　与此同时，在布基纳法索之外，肯尼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等国家也纷纷效仿凯雷的建筑设计。非洲大地上，一个个封闭落后的社区被慢慢激活。

　　聚焦社区理念，凯雷的建筑设计展现出了对生物气候环境的敏感性和当地特有的可持续性——

　　2010年，凯雷设计出“歌剧村”，用的依然是黏土、红石、木材，这个规模更大、螺旋形结构的社区，包含了学校和医疗中心，让更多孩子不需要背井离乡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2014年，凯雷又设计了舒尔格中学，学校的篱笆外墙既能保证阳光透过树干照射进来，又隔绝了室外的酷暑；

　　2021年，凯雷设计了肯尼亚“狮子”初创园区，使用当地采石场的石头和堆叠的塔进行被动冷却，尽量减少技术设备对于空调的依赖。

　　
 

　　狮子初创园 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凯雷看来，建筑需要适应该地区人民的需求及经济状况，通过就地取材和物尽其用，并对普遍的气候条件作出反应，才能实现其可持续性。他向调侃到，“其实，我就是一个‘材料投机分子’。”

　　凯雷清楚地意识到，建筑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过程，他的建筑是与社区居民共同完成的。地域性材料、融合的建造方式及本土化实施过程共同构成了他的“建筑试验”。

　　“我希望在建筑的初始阶段，社区居民就可以参与进来，建筑与其所在的土地、土地上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产生长远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凯雷告诉。

　　西非的成长环境与欧洲的求学经历令凯雷对于文化及社会环境保持着高度自觉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贯穿了他的建筑理念。他希望跳脱旧有的体系，探索出一套适合非洲的建筑语言。

　　在凯雷看来，“在建筑领域里，我们一直面临这样的挑战——西方的水泥、玻璃建筑充满了吸引力，并成为‘统治性’的存在。许多建筑师都想投身于建造那样的建筑，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

　　凯雷坦言，“如今，‘绿色建筑’这类词汇较为热门，很多人出于维护品牌形象，但并未真正实践过，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这样的做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

　　在全球化和商业主义的浪潮之中，凯雷就像是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不知疲倦地将西非在地文化一次次地推到阳光可以照耀到的地方，又时而发出“沉闷的低吼”。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巨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之下，许多在地文化面临‘失语现象’。只有足够充分交流互鉴，不同的在地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发出其声音。”凯雷告诉。

　　他忧心地指出，“现代建筑面临巨大的挑战，诸如人口增长、资源短缺、气候变化……我们需要以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创新的建筑去应对。”

　　如今，凯雷的作品早已走出了非洲，扩展到丹麦、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地，包括各种临时和永久性建筑，并植入了浓郁的西非文化意象。在科切拉谷音乐艺术节，凯雷建造的艺术装置Sarbalé Ke是以其母语比萨语命名的，意为“庆典之家”，其设计受空心的猴面包树形状的启发。

　　
 

　　Sarbalé Ke艺术装置，2019，美国加州 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英国伦敦的蛇形画廊，其中央结构取自大树的形状，外围蜿蜒曲折、互不相连的墙体由三角形靛蓝色模块组成，而蓝色在凯雷家乡的文化中是象征力量的颜色，也是儿时穿过的蓝色波布服的颜色。

　　
 

　　蛇形画廊，2017，伦敦 图源：受访者提供

　　凯雷一次又一次地追本溯源，回归故土之根。其建筑设计与环境高度互动，在传统经验、低技术、高技术和复杂多元的在地文化之间实现了个人化的平衡。

　　纵览普利兹克奖近20年的获奖者，凯雷与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及德·梅隆一样，坚守传统文化并对其创新，唯一或许也是最大的差异在于——凯雷所处的环境，其贫困程度，其恶劣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在中国当代知名建筑师王澍看来，“今年的获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非洲建筑师，而是一个走出了全球化的藩篱，带着更加开阔的视野，真正返回地方性的建筑师。”

　　冰冷的砖石之外，疲惫的生活之中，年近六十的凯雷仍不断实践着自己的“英雄理想”。他告诉，“获奖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荣耀，是一份激励，也是一份责任，我将继续坚守此前的信念，带着能量，奋勇向前。”
 

　　当我坐在电脑屏幕前，从甘多小学，到肯尼亚狮子初创园区，再到伦敦蛇形画廊，一幅幅翻阅凯雷的历年作品时，他正在炎热的稀树草原之上，指挥着当地村民，将黏土塑形，将地面平整，思虑如何利用并不充裕的材料建造出合适的居所。

　　凯雷的作品及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地方性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可能。凯雷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文化与社会敏感性，发展出一套自下而上的建筑语言，开辟出了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全球性高度融合的建筑实践。

　　在勒克莱齐奥的之外，在库切的之外，在古尔纳的“流散者文学”之外，凯雷和他的作品向世界重构了关于非洲的想象与理解，让那些被忽视的、被误解的地区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之上人们的“英雄理想”再一次被照亮。

　　正如雷姆·库哈斯所言，“建筑的美在于它是一次信仰的飞跃，但是必须是一次非常艰辛的信仰的飞跃。”在弗兰西斯·凯雷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