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个“千亿县”，超八成在沿海，谁在瓜分“余额”？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去年，伴随内蒙古准格尔旗、福建石狮市、山东荣成市、江苏兴化市和安徽肥西县5地加入，全国“千亿县”增加至43个。观察这43个“千亿县”的发展路径，能够提供一些解题思路。

　　整体上看，“千亿县”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江苏更以17个“千亿县”高居榜首。新晋的5个“千亿县”中，除准格尔旗和肥西县外，也均出自沿海地区。强省出强县，勾勒出“千亿县”的基本特征。

　　
 

　　基础优势之外，变局亦在发生。去年，陕西神木和宁波余姚分别大幅上升8位和6位，成为最成功的千亿县“上位者”。此外，江苏的溧阳、泰兴、海安，浙江的海宁均有不同程度的位次上升。在它们的身上，潜藏着县城的新一轮发展密码。

　　苏南无“弱县”

　　
 

　　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强县与强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千亿县的“出身”能够说明问题。根据报告统计，千亿县在东中西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千亿县”达35个，中部仅5个，西部更是仅有3个，超过八成的千亿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而具体到省份，江苏、浙江和福建分别拥有17个、9个和5个千亿县，居于“前三甲”，中西部省份除湖南3个外，其余省份均为1个或0个。

　　
 

　　长三角地区是诞生千亿县的“沃土”。与“颗粒无收”的珠三角相比，长三角拥有千亿县数目高达27个。今年新晋级的5个千亿县中，江苏的兴化和安徽的肥西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安徽涌现的首个千亿县。

　　千亿县“扎堆”出现，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不容忽视。

　　细致观察江苏千亿县的分布情况，集聚效应颇为明显——位于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早早实现千亿县全覆盖；努力成为“新苏南”的南通，至少在县域经济发展上已符合要求，如东县和代管的启东、如皋、海安三个县级市均为千亿县。而随着兴化晋级，就连与无锡隔江相望的泰州，县域经济也无一不是千亿县。

　　换句话说，在苏南地区，千亿县不仅已经“连片”，还在进一步向外拓展。

　　在千亿县稀缺的中西部，城和县的关系更为密切。湖南的三个千亿县，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市，不仅均位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均由长沙市代管；今年升格千亿县的肥西县，与合肥经开区共建的新港工业园工业产值已突破千亿，与肥西一道，合肥经开区今年也迈入全国十强行列。

　　县城的崛起，也是城市突围的重要切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嘉兴，自2016年起，嘉兴GDP在6年内跨越了3个千亿台阶，去年达到6355.28亿元，并喊出“十四五”冲刺万亿目标。

　　与此同时，其县城亦不断跻身千亿县：2019年，海宁晋级；2020年，桐乡过线亿元GDP蓄势待发。

　　抓住“牛鼻子”

　　43个“顶尖高手”过招，扭转乾坤者就显得格外出众。

　　比较2019、2020两年排名，前9位的格局难以撼动，从第10名开始，不同城市开始轮流“守擂”——在湖南浏阳取代浙江义乌仅一年后，陕西神木成为新的“擂主”。这也是神木从18名大幅上升8名的结果。

　　
 

　　哈拉沟煤矿远景 据报告撰写者、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杨文学分析，排除疫情后经济回正的因素，神木的跃迁主要源自煤炭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由此带动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制造业的全链条提升。

　　数据显示，去年，神木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达到63.2%，在大部分工业产品下降的同时，神木生产原煤增长7.4%、发电量增长14.6%，平板玻璃和乙烯产量也分别实现增长。

　　与神木类似，浙江余姚、海宁以及江苏溧阳排名上升也源自制造业发力。但与神木依赖原材料行情变化不同，三座城市均审时度势、主动作为，寻找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新产业动能。

　　去年，余姚工业总产值增长20.2%，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高达28.9%，增速位居余姚工业经济前十位行业之首。往前2年，吉利汽车余姚工厂正式投产，如今最大年产能已达到30万台，并带动博萨汽车部件、尚唯汽饰等十余家汽车配件企业落户。

　　根据余姚规划，作为四大关键产业之一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剑指千亿产业集群。

　　
 

　　海宁和溧阳则分别经历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去年，溧阳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1.8%，同样立足于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传统钢铁产业正逐步过渡到新兴动力电池产业，一组去年1～6月数据显示，溧阳动力电池产量占全省比重约55.2%，占全国比重约28.9%；

　　海宁则是在时尚行业中寻找新生机。去年，海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2%，规上皮革行业增加值下降5.4%，但规上经编行业增加值增长了15.8%。传统行业同样实现专业化升级——2016年，海宁曾打破经编行业著名的“槽针之问”，成功突破国际技术垄断。

　　下一个是谁？

　　事实上，纵观43个“千亿县”的产业结构，制造业总体上占据优势。可以说，头部县域的比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造业的比拼。

　　杨文学提到，已有千亿县将制造业补短板提上日程。以十强县为例，规上工业总产值靠后的神木、义乌，去年该指标增速均超过60%。对于服务业具明显优势的义乌，近年来实施的“工业强市”战略成效显著。

　　
 

　　而对于更多县城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掘制造业潜力？

　　若从人均GDP维度来重新审视“千亿县”，长三角占据前列的格局将被改写，取而代之的是神木、内蒙古准格尔旗居于前两位。而紧随第三位的江阴，贵州仁怀进一步占据第四名的位置。

　　
 

　　这三座内陆城市为何能拔得头筹？与神木类似，准格尔旗去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得益于“千亿煤炭产业集群”成型，该产业同比增长70.8%。而仁怀则是依赖于另一项资源——酒。作为茅台之乡，仁怀去年实现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9%，除茅台外的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增长了63.6%。

　　高度依赖资源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对于县域这样一个小的经济单元，锁定一种特色产业进行突围尤为重要。

　　这同样也是千亿县“后备军”所需面对的关键问题。

　　报告统计，去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江苏东台市、高邮市、沛县、仪征市，山东邹城市、寿光市，湖北仙桃市及浙江平湖市GDP均位于900亿量级，属于“准千亿县”。站在冲刺关头，谁更有潜力？

　　杨文学特别提到寿光和仙桃。他指出，依托小米武汉总部，仙桃主动对接，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瞄准小米产业链进行招商，智能制造产业颇具规模；而寿光在“蔬菜之乡”的美誉下，同样不乏石化产业基地，一、二、三产业同时发力。

　　“以省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着力点，构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培育县域经济强县，在具体培育过程中，应跳出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惯性思维，避免传统‘路径依赖’，找准县域经济发展‘核爆点’，因地制宜、分类引导，制定县域经济发展个性化方案。”报告指出。

　　反观历史，这也是“千亿县”大户长三角的“经验之谈”——“块状经济”引导下，不同区域不仅“各司其职”，也推动着经济强省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