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列斐伏尔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的说法：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无论是回顾世界城市化进程还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城市不断进化、走向进步的来龙去脉。

　　今年是城市进化论团队成立的第五年，一路走来，我们所做的正是见证和记录这场前所未有的城市进化历程，传递和汇聚推动这场城市进化历程的那些最有价值的思想和声音。

　　在日常推文的过程中，经常有朋友询问城叔在看什么书，不妨借此把近期读过的好书和阅读感受整理出来，同时我们也推出“领读计划”，邀请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阅读。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个体身处其中，不可避免遭受影响。书籍是人类的编年史，它将整个人类积累的无数丰富经验，世世代代传下去。

　　每当变幻时，不如去读书。

　　疫情尚未过去。在“防疫情、稳发展”的“两难”困境中，城市对更好治理模式的探寻未曾止步。

　　一种讨论聚焦于基层治理模式上。有声音指出，一些城市，管控小区的人员、物资进出由居委会占主导“把守”，传统的“管理”思维一度造成倒卖物资、对居民采买物资不合理设限等“失控”状况，大大增加了本就在隔离中居民的生活成本；而那些更具“用户思维”的城市，发挥居民自治的力量，小区仅提供必要“服务”，反而让城市面对疫情更有效率。

　　凡此种种，疫情之下城市治理方式的差异显现。而在其背后，则是一个更加久远的问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城市应怎样发挥其愈加重要的作用？

　　1970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对“反城市主义”思潮的关注下，写出一书。反思此前的城市理论，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都市观”——以“都市总问题式”的方式来重构都市认知和实践，城市的集中性和复杂性成为核心议题，工业逻辑由此被都市逻辑所替代。

　　基于此，他呼唤一种对现有城市治理方式的“颠覆性”思考。站在都市视角反观现有城市发展脉络，他发现“规则化”“统一化”的治理方式成为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特别是在城市面对新一轮治理难题的当下，我们不妨回过头重读列斐伏尔，跟随他“寻找”的过程，也为城市寻找新的解题思路。

　　如果反思现代城市的各个环节，两种声音一直贯穿始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治理模式总是相伴出现，跟随其后的则是两方支持者的慷慨陈词。双方各执一词，城市则扮演一个治理方式的辩论场。

　　城市为何是这个模样？或者根据列斐伏尔的提问，城市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列斐伏尔曾梳理城市的变迁过程。最早，城市总是伴随着农村出现，耕地、农村以及农村文化慢慢分泌出都市的现实。此时，城市是一种国家的原始形态，它通常以“政治城市”的状态出现，城市是封闭且割裂的。随后，商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交换和流动催生“商业城市”的出现。

　　在此之前，在和自然几乎对立之下，城市的形态都比较单纯，功能也相对简单。工业资本及工业城市的出现颠覆了一切。按列斐伏尔的话说，在此阶段，“工业所代表的非城市和反城市力量征服城市，渗透到城市之中并使之爆裂，因此使城市无限展开而走向社会的都市化”。这被他借用核物理学名词称为“内爆-外爆”的过程，让都市走向“碎片化”。

　　现代都市的复杂性几乎在极短时间内被裂变出来。

　　列斐伏尔反复强调复杂性对都市概念的重要性。从概念上看，都市实现了人、活动、财富、物质以及对象、方法和思维方式等各式各样的集中化，市郊、郊区、二手房、卫星城等新造词层出不穷。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推动都市现象“冲破边界”，令城市成为一个“大熔炉”。

　　工业城市的出现，伴随着工业领域替代自然的过程。列斐伏尔提到，在理性、法律、权威、技术、国家和掌管统治权力的阶级等名义下，自然被有条不紊、系统地强加上同质性的特征。更可怕的是，“一项总是重复进行但从未完成的工作，使工业分工的效率扩展至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实践的普遍组织结构由秩序和强制所构建起来。

　　工业的“一致性”和都市的“复杂性”之间存在一种“断裂”。列斐伏尔用“盲域”加以总结，即一种无法以工业化逻辑来认识都市化现象的状态。都市因而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当中。

　　“都市被简化还原为工业”，都市的日常性特征被蒙蔽，并“受制于企业需要并按企业理性来对待”——这也造成了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都市问题。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城市街道。著名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研究发现，在美国，热闹、繁忙的街道为应对盗窃、袭击等问题提供了尽可能的安全之地。不同于传统认知中对街道避之不及，她发现，没有街道的地方反而更容易滋生犯罪，而安全的街道，常常是多元、复杂的、混合的。高密度的异质性让街道拥有一个互相关联、非正式网络来维持秩序。

　　尽管如此，让街道“更有秩序”的努力也一直存在。

　　列斐伏尔发现，自奥斯曼对巴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开始，一种代表国家秩序的网格式规划被纳入其中。他们尝试将不同社会群体用道路切割开，让公和私各成一体。沿着巴黎被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城市轴线行走，尽管道路不断扩大，“但除了它们的平庸性，以及它们在意识中服从于垄断工业外，什么也没有”。

　　街道更应缝合而非割裂。在列斐伏尔看来，当勒·柯布西耶推出“新联合”时，城市生活衰退、荒谬地功能化为“宿舍”，他的问题在于忽略了街道所具有的其他功能，包括信息、象征和游戏功能。“都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别处固定的、冗余的秩序中被凝固的东西，在街道中解放出来，流向它们的中心”。街道的杂乱无章是有生命的，它带来了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街道也是工业化逻辑的“受害者”。更致命的是，此类“无视都市”的行为甚至影响到城市管理层，并通过其城市治理方式进一步固化。

　　列斐伏尔以代表整体性、公共性和私人性的三个层级来分解都市经济和社会结构。他发现，战略制定者和治理者所在的整体层，倾向于将都市还原为制度化空间，比如道路与公路、都市组织、“自然保护区”等。它倾向于维持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可能性分离，将整体空间分割为区域。为实现整体的同质化，它甚至可能组织不平等的发展过程。

　　面对强调个人栖居的私人性层次，矛盾“一触即发”。列斐伏尔发现，通常情况下，矛盾总是出现在整体试图统治局部之处，普遍性试图吸收特殊性之时。

　　这尤为突出体现在“都市规划”上。列斐伏尔将“都市规划”视为填塞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断裂”处的“中间物”，它以一种秩序化的形态隐藏和代替都市实体本身。这意味着，它不仅将空间改造成交换而非使用对象，还吞没了人作为“用户”和“参与者”等的价值，仅被异化为居住者和空间购买者。由此，都市被工业化逻辑彻底掩盖起来。

　　问题是，如何回到“都市化逻辑”上？

　　从本质上看，都市化逻辑和工业化逻辑的根本性差异，令传统的认知方式无法真正理解都市。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都市总问题式”的认识方法，换句话说，都市无法用现存的任何一种专业科学加以分析，它需要一种从总体上介入的“都市战略”加以重构。

　　相对应的，从实践上看，列斐伏尔用“都市社会”来指代在吸收农业、工业城市的基础上、摆脱工业逻辑的城市形态。与城市不同，都市社会并非是一种已经达成的既有现实，而是“极目远眺总在实现最前端的那一线闪光的地平线”。

　　而无论哪个层面，都是对过往城市的一种“颠倒”。

　　列斐伏尔在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对都市的认知中同样如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都市和都市化过程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但列斐伏尔提出一种相反的假设：工业化可能只是迈向都市化的“一个步骤、一个时机、一个中介和一种工具”。

　　因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展则将导向都市化的结果。而在此过程中，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关系也将发生“颠倒”。

　　列斐伏尔再次梳理历史发现，都市历史中有两个横贯其中的关键性阶段。第一个阶段，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变成都市现实的附属物，起初商业和工业只是促成者，但随后便成为主导者；第二个阶段，主导性的工业将被倒置，成为都市现实的从属。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但尚未走到临界点。

　　在他看来，要实现转折，重点是在都市三个层次中，私人性层次及其强调的“栖居”，变为本质要素。而这需要代表都市的中间层，即混合层发挥作用。

　　如何让都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尽管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总问题式”的认识方法尚未形成，但根据都市过去的发展规律，已经可以提炼出一些“都市法则”。

　　一方面，在工业化掩盖下认清都市本质，并终结“分离”，让多样性共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都市的作用。这既包括让都市中常见的习惯性约束方式与现有契约性约束方式并存，也包括将人不仅作为空间的居住者和购买者看待，还包括更加审慎地运用强制性、同质化的空间整体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