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进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笔者认为，这里的“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国自己的企业和企业家。企业（家）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乃至收益最大。然而，我们的科技创新模式还存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短板，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还未成为主流，科技创新还受到一系列本不应受到的阻力。落实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指示，就必须打破这些来自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障碍，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多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是沿着两个路径前行的。其一，科研机构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其二，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前者以“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为代表，那里的科技创新需求主要来自政府主管科技或与科技有关的机构；后者以深圳为代表，它的科技创新需求主要来自市场，也就是来自企业自身。早在2005年，深圳科技局作了一项调研，结果表明，深圳科技公司（华为、比亚迪、迈瑞等应在此列）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的，极少有通过成果转化方式开展创新的。这些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深圳崛起了一批各种规模的高科技公司。中国的其他城市当然也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但不像深圳那么集中。而且，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深圳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创新和产业生态，产生了一批创新和新兴产业集群。 创新是经济活动，研发活动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一个环节。这是由“创新理论”和“商业史研究”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定义的。他特别强调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只有当发现和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能成为创新。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他们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经营管理者，他们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他们的天职。 熊彼特创新即企业家创新，是指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里，重新组合可以是劳动与资本比例的调整，也可以是技术、人力资本这些新要素的加入。后者是和科技研发有关的活动。在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影响越来越显著的今天，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体现这一重要性，也表现出对科学家、工程师所从事创新工作的尊重，这些年来，人们似乎约定俗成，将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工程师创新并列，都包括在我们讲的创新或科技创新之中。但是，创新的本质是不能也不应该发生偏差的。 深圳的企业（家）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与熊彼特创新是一致的，它从一开始就将创新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不存在将科研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也就是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问题。关于深圳创新的四个90%——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实际上反映了深圳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的事实。这里的经济规律是，任何经济活动，包括创新，都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才能有最大化的收益。除了国防的研发需求，极少再有可以不计成本的科技研发和创新。 社会分工理论告诉我们，某项工作或活动要放到最适合做这项工作和活动的组织中，才能取得最高的效率和效益。事实和经验证明，只有企业这个组织才能最有效地从事科技创新并将成果产业化，才能将技术和研发能力转变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近二三十年来，与创新有关的组织发生了与社会分工有关的深化，出现了专司投资创新项目的创业创新投资（创投）基金。也就是说，与创新有关的主体，除了创业者、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又增加了投资家。这一专业化的深化，大大分担了创新主体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创新投入的来源问题。这些年来，创投基金也创新了投资方式，主要是从财务投资到战略投资，直接持有创新公司的股权，甚至参与创新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事实上，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投项目，也不存在成果转化的难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成果而来的。所以，从社会分工引出创投基金，也意在说明，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创新项目，都是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不走所谓转化的道路。 曾有专家在分析深圳为什么形成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时说，市场化进程能够成为深圳创新的主导因素，关键在于中国创新实践的特殊背景。笔者认为，如果说多年前这个特殊背景是深圳的“专利”，那么，时至今日，这个特殊背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一般化了。我们不能再以深圳是特区为理由，不去推进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这位专家的分析是在讲深圳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形成的一个原因，这完全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因为当初中央给深圳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并不曾奢望深圳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但是，体制机制政策对了，在区位、文化这些充分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深圳成为了世界级的科创中心。这可以说明不少与科技创新有关的问题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